東漢豪族對於西北豪族的壓迫，剝削和歧視，要追溯到漢光武帝劉秀之時。
在東漢建國之時，西北地區有三大割據政權，分彆是盧芳，竇融，隗囂。
三人皆出身西北豪族，都拉攏羌胡為其作戰，盧芳拉攏匈奴人，竇融，隗囂拉攏羌人。
在平定三個割據政權的漫長戰爭中，劉秀損兵折將，數次戰敗，西北人頑強的意誌和強大的戰鬥力給了劉秀深刻的印象。
劉秀出生於關東豪族，是關東豪族的領袖，自然不會信任西北豪族。
他認識到，西北豪族軍事能力強，是東漢帝國的潛在威脅，一定要時刻提防他們，打壓他們，壓製其發展。
羌人和匈奴人戰鬥力彪悍，絕不能讓西北豪族和羌人，匈奴人再勾結到一起。
東漢政府用關東人出任西北州郡縣的長官，發生叛亂時，也從關東調集軍隊平定叛亂。
關東豪族是一個地域概念，包含司隸郡的關中，河南，豫州，冀州，兗州，徐州，青州和荊州南陽郡。
在東漢漫長的曆史上，出任三公，九卿，守相的高官中，出身關東豪族的人數約為1087人，出身西北豪族的人數僅為86人。
這86人還是東漢帝國後期，局勢糜爛，關東豪族無法處理羌亂，臨時啟用的西北豪族和羌亂嚴重時靠軍功升遷的職業軍官。
關東豪族對西北豪族的壓榨，逼迫，剝削，歧視，提防，可見一斑。
以舉孝廉為例，東漢時舉孝廉是天下士人做官的渠道，是所謂的正道。
舉孝廉原製度是每郡每年推舉兩人，由太守負責，送到中央統一培訓，培訓完派送到各地為官。
各郡雖然在經濟，政治，文化上差異巨大，但做到了一視同仁。
關東豪族出身的丁鴻上書漢和帝，改變了這一策略。
將每郡每年推舉兩人改成了每郡二十萬人每年推舉一人，四十萬人每年推舉兩人，六十萬人每年推舉三人……
人數不足二十萬者兩年推舉一人，不足十萬者三年推舉一人。
這樣的政策，看起來公平公正，以人數推舉後備官員，卻把西北人當官的渠道完全堵死。
關東各郡人數眾多，人口接近三千萬人，每年保底推舉一百五十名後備官員。
涼州和並州加在一起人口不到一百二十萬人，每年隻能推選五六名後備官員。
西北各郡的太守都是關東人，連這五六名後備官員的選拔都要關東豪族點頭。
朝中官員全是關東人，西北出身的官員越來越少，西北豪族的話語權越來越低。
但西北人也有政治訴求，也要有自己的發聲渠道，這些上升渠道，完全被堵死。
這就是政治博弈的規則，零和博弈，贏者通吃，說到底，東漢政權是關東豪族建立的政權。
在文化上，西北人遭遇到的屈辱和羞辱更加嚴重，俗語雲“關東出相，關西出將”。
士人們認為西北人全是兵痞流氓，關東人最喜歡用“學術寡於涼州”來羞辱西北人。
在修仙界，西北人的兩大宗門並州萬獸山莊和涼州鑄劍城，一個專職禦獸，一個專職煉器。
即使在宗門裡出類拔萃，也是輔助型人才，和關東豪族專精的劍道，武道，丹道，體道，陰陽道相差甚遠。
可憐西北人世代戍邊，用鮮血扞衛帝國的邊疆，前赴後繼和羌人，匈奴人，月氏人死戰，用生命為代價，用樸素的價值觀表達對帝國的忠誠。
換來的是，仕途的絕望，軍功的鳩占鵲巢，文化上的羞辱和鄙視，社會上的地域黑和歧視，仙途的渺茫。
這樣的遭遇，西北豪族的反叛，對關東豪族的敵視，就可以理解了。
事實上，西北豪族曾經出現過名為涼州三明的政治組合，他們曾經試圖用臣服的姿態加入關東豪族的圈子。
皇甫規字威明，張奐字然明，段熲字紀明，這三人的表字都有個“明”字，又都在羌亂中立功，當時被稱為“涼州三明”。
皇甫規討伐羌人，主張安撫為主，討伐為輔，追求法製，曾說力求猛敵，不如清平。
他所到之處，鐵腕反腐，鏟除貪官酷吏，任用清正廉潔，奉公守法的官員。
羌人們聽說欺壓自己的貪官酷吏都被處理了，紛紛前來投降，人數超過十餘萬人。
張奐討伐羌人時，主張以分化瓦解為主，避免殺戮，以恩降，追求仁道。
他分化瓦解了羌人和南匈奴的聯盟，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匈奴人惶恐不安，率眾向張奐投降。
在平定修屠各，烏桓的叛亂時，策烏桓，一起攻打修屠各。
他堅信首惡必辦，安撫餘部，絕不放縱士兵濫殺無辜，在羌人中威信很高，紛紛投降。
段熲討伐羌人時，主張以殺止殺，絕其根本，不能使殖。
他平定東羌時，經曆了一百八十戰，斬首三萬八千六百餘首級，獲得各種牲畜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而麾下的士兵，僅僅死了四百餘人。
燒當，燒何部叛亂之時，段熲晝夜相攻，割肉食雪，鏖戰四十餘日，追逐了兩千餘裡，終於斬首燒何大帥，俘虜五千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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