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顧炎武淡淡的評了一句，嘴角再次浮現那抹淡然的弧度，語氣之中卻沒有半分責備的味道，反而帶著一絲調侃和深層的欣賞：“看來老夫那兒子還挺對輔明你的胃口嘛，鬨出那麼大的事來，你非但不覺得頭疼，反倒還頗為讚賞。”
“還是亭林先生教養的好！”侯俊铖微笑著捧了一句，語氣中帶著一絲喜色，又略微嚴肅了一些：“其實小顧先生最讓我驚喜的，不是他站穩了立場、明白孰輕孰重，做事雷厲風行、一口氣把那些鬨事的士子統統逮拿，而是他沒有抓了、關了以後就這麼算了，而是已經想到後續該怎麼妥當處置，他籌備的那場大辯經，正落在我心坎上！”
“我們不是滿清，不能光把人抓了砍了就這麼算了，紅營的路線要辯清楚，紅營的道理要講明白，我們不以一小撮人裹挾大多數人的方式去進行鬥爭，那就必須讓大多數人都搞清楚我們到底想要乾什麼，讓大多數人去選擇要不要跟著我們走，所以我們不能光靠刀子和棍子去壓製不同的意見，而是要辯、要說、要做，要讓人心服口服！”
“這場辯經的大會，我可以預料得到，必然是沒法說服那些對我們有意見或者心懷鬼胎的士林士子們的，但是無所謂，他們胡攪蠻纏也好、他們咆哮怒罵也好、他們頭頭是道也罷，我們要講道理的對象本來也不是他們，而是江南乃至整個天下的百姓，是要用這場大會，講明白我們紅營到底是要做什麼、革除什麼，給天下萬民帶來什麼樣的改變、讓他們獲取什麼樣的新生活和新社會。”
“老百姓心裡有根秤，他們能夠分辨我們和那些舊士大夫的言論到底哪邊有道理、哪邊更能給他們帶來更多的利益.......”侯俊铖雙手一合：“加上我們如今正在進行的土改、掃黃打非等各種社會改造運動，他們能夠切身的感受到誰在幫他們做實事、誰在侃侃空談，他們自然而然就會做出選擇。”
“隻要大多數人選擇站在我們這一邊，那些舊士大夫的一切掙紮，就統統成了笑話，士林這個階層的消亡，也就不可阻攔了.......”侯俊铖朝著顧炎武微微一笑：“當然，我們紅營一貫是消滅一個階層、改造階層中的個人，抹掉士林階層，不代表我們會放棄所有的士大夫，那些進步人士依然可以成為我們的同道中人......亭林先生，小顧先生都給您寫了信，您要不就往江寧跑一趟？”
“哈！到最後還是露出了狐狸尾巴，說了這麼一大堆，就是想讓老夫去江寧給你站台！”顧炎武哈哈一笑：“說是站台都是敬了老夫幾分，你是把老夫當成了猴子，讓老夫去江寧演一場猴戲，讓老百姓和那些士林中人好好看看紅營改造的士大夫是個什麼模樣。”
“先生大智慧，晚輩追之莫及！”侯俊铖卻是一點也不否認，繼續說道：“我確實是想要讓亭林先生去做個表率，告訴這天下的士林人物，既然傳統的士大夫階層在我們紅營治下必然走向消亡，那麼士林中人在我們紅營治下的位置何在呢？”
“我相信，此番鬨事的士人，乃至於全天下對我們不滿的士人之中，真正願意抱著舊道德、舊傳統去死的道學衛道士一定是少數，更多的，還是那些已經模糊的意識到士林階層必然消亡的前景，對自己在新社會中的定位感到疑惑、對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繼而因為未知的前路而感到恐懼，所以才試圖走回以前熟悉的老路上，這樣一群人，是可以和他們講道理的，道理講明白了、前路搞清楚了，自然而然也就會服從我們的改造，甚至主動像先生、師傅、南雷先生那樣，進行自我改造了。”
“我希望先生和他們講清楚，文化和道德，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其中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這是我們進行社會改造的理論基礎。”
“社會改造，首先便是經濟上的改造，分田清丈、規劃統籌、引入新技術、改革管理和組織模式等等，這一切都是針對經濟方麵的改造和發展，然後再在此基礎上，搞農會工會，搞豆選，搞衛生運動、掃黃打非等一列運動，等等政治上的革新和改造，政治和經濟改造和發展，與之相配的社會和文化，即便我們不加以引導，也是必然會在其影響下發展和自發的改造的。”
“這樣說來，問題是很清楚的，我們對舊文化和道德的改造，並不是要徹底將之毀滅，而是要清理掉其中那些不能離開舊政治和舊經濟的反動成分；而我們要建立的這種新文化和新道德，它也不能離開新政治和新經濟。華夏的舊政治和舊經濟，乃是華夏舊文化和舊道德的根據；而我們的新政治和新經濟，乃是我們的新文化和新道德的根據。”
“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和經濟之反映的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封建的文化。封建的經濟，是建立在少部分人剝削壓迫大多數人、而大多數人苦求一頓飽食而不得的基礎上，封建的政治，也是建立在少部分人統治大部分人的基礎上。”
“在此基礎上產生的舊文化和舊道德，自然隻會為其剝削和壓迫的經濟和政治粉飾張目，要將剝削和壓迫合理化，是隻服務於少部分的，所以必須要有主仆綱常、要有上下階層之分、要有尊卑貴賤，所以主子剝削奴婢是合理的；少數的人作為人、大部分人作為牛馬；不需要當作‘人’來對待，同樣也是‘合理’和‘合乎道德’的；少部分人生來富貴，什麼都不用做就能享受大部分人的供養，同樣也是‘合理’的！”
“而這這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形態，就是我們革命的對象，我們要革除的，就是為這種舊政治、舊經濟服務的舊文化和舊道德，而我們的社會改造所要建立起來的，則是與此相反的東西，乃是華夏的新政治、新經濟和新文化、新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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