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藥抗生素……這個領導還真沒研究過，特彆是中草藥這一方麵的就是更加不太了解，但那可是抗生素啊！
談到抗生素你會怎麼想呢？
對於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來說，應該就是青黴素了吧。小時候感冒發燒，到了醫院，醫生開藥之前總會問上一句：“對青黴素過不過敏？”
如果不過敏，醫生會給你注射一支青黴素，大部分的情況之下效果幾乎是立竿見影。
上世紀20年代，抗生素的發明絕對可以稱得上是人類的福祉。1928年8月的一個星期五，英國的弗萊明由於一次幸運的過失，偶然間發現了一種能夠抑製並且殺死金黃色葡萄球菌的黴菌，並將其命名為“盤尼西林”。
它不僅改變了戰爭，還徹底改變了人類的平均壽命，從青黴素普及前的40歲左右提高到60歲以上。要知道，在抗生素發明之前，肺炎、鼠疫、梅毒等感染性疾病都屬於重症，死亡率極高。
於是青黴素被譽為“神藥”，二戰中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另外兩個是原子彈和雷達。
到了1944年，又發明了第二種抗生素，那就是鏈黴素。這種抗生素對結核菌有很強的抵抗作用。
肺結核，華國稱之為肺癆，《紅樓夢》裡的林黛玉就是最有名的病例。
當然，肺結核在西方也是惡性流行性疾病。
至此之後，激起了人類尋找發現新抗生素的熱情，一係列各種類型的抗生素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氯黴素(1947年)、新黴素(1949年)、土黴素(1950年)、紅黴素(1952年)、四環素(1953年)以及卡那黴素1958年）等等，共同構成了龐大的“抗菌家族”。
徹底迎來了“抗生素的黃金時代”。
然而，問題也隨之而來。
事物都有兩麵性的，任何事都不可能保證一切儘善儘美，有得必有失嘛。
隨著人們對抗生素廣泛應用的同時，其所產生的副作用逐漸顯現，如青黴素致敏、四環素致齲齒、鏈黴素致耳聾等。
更為嚴峻的是，長期的濫用加快了細菌耐藥性的產生。
例如，剖腹產這種常規的低風險手術，對於不經常使用青黴素的人來說，一針可能就會起到很好的療效，但如果這個人經常使用青黴素，那麼這種藥物對於引起致病的菌群就沒有什麼用處了，大大增加手術感染的可能性。
這種耐藥性的出現不僅影響個體患者的治療效果，還對整個社會的公共衛生安全構成威脅。尤其是，華國不僅是抗生素生產大國，更是使用大國。
蘇暖之前曾經有看過一篇報道，統計資料顯示，全球每年約有50的抗生素被濫用，而華國的比例甚至接近80，是國的10倍！
其中除了醫療方麵的使用，養殖畜牧業也是重災區。
搞養殖最怕的就是禽畜生病，為了規避風險，節約養殖成本，最“簡單高效”的防疫辦法，那就是給禽畜猛打抗生素或者混合進飼料裡。
這不僅導致動物體內抗生素殘留，還間接提高了人類體內細菌的耐藥性。
這也就意味著，明明有些人本來沒用過某種抗生素，但還是會染上抗生素耐藥菌！
而與耐藥性廣泛傳播相反的，是新抗生素研發的研發速度——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抗生素新藥就一直處於“研發空白期”。
“將來人類無抗生素可用”也許不是危言聳聽。
咳咳咳，言歸正傳。
這會兒考慮這個可能有點為時尚早了。
畢竟七十年代，改革的春風還沒吹起，藥品銷售僅僅隻是一種“供銷”模式，完全沒有“營銷”的概念，國家對絕大部分藥品都有嚴格的控製，而且產量有限，供應到醫療機構的藥品也很少。
就拿他們縣醫院的藥房來說吧，經常處於一個青黃不接，兜比臉乾淨的狀態。
想要達到濫用的地步，還得等上幾年啊。
但是俗話說得好，雞蛋不能放在一個籃子裡。
得考慮各種情況，做兩手準備。
科學研究那是科學家應該乾的事兒，蘇暖作為一名中醫大夫，自然是從拿手的中醫下手，或者說是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和選擇。
自從之前從軍區回來後，她就開始思考如何使用中藥“抗生素”來進行抗感染治療。
經過一段時間的嘗試和實驗，再加上前段時間爆發的疫情中得到的靈感，蘇暖最終成功完成了分彆針對呼吸道感染、皮膚和軟組織感染以及消化係統感染的三種藥物。
不敢說效果一定比西藥好，但是百分之八九十還是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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