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房間，祁同偉立馬通知秘書，召開了緊急會議。
在等待期間，也給遙遠的漢江省委做了報道。
此事已經超出了他的能力範圍，隻能動用國家力量，消除影響。
在接到祁同偉的報告後，裴一泓迅速成立了應急處理小組，由他親自掛帥，相關部門協同配合。
一方麵，立即與德國方麵取得聯係，核實情況並協商處理方案；另一方麵，啟動輿情監測機製，密切關注國內外媒體的動態，及時引導輿論，防止事態進一步擴大。
“同偉，這件事可大可小，你要有心理準備。”裴一泓語氣凝重的說道，“你現在在國外，如果有什麼辦法就使出來，這件事如果能在有限的範圍傳播，就好處理了。”
華夏要加入世貿，國家形象一直十分重視，這基本等於紅線。
“明白，我這邊也在積極借助各方力量在壓製，明天我會去找一找法國幾家報社和媒體積極溝通。”
裴一泓沉吟道“如果需要經費，省委這邊可以準備一筆專項資金。”
發生這樣的事對裴一泓來說也不是什麼好消息，如果能壓下去，不上報當然是最好。
“我會的。”
……
第二天，祁同偉試圖通過接觸法國幾家知名報社的主編，爭取國際輿論對考察團工作的理解與支持。
然而，當他一一登門，還未及展開“善意”的溝通。
這些西方媒體掌舵人，在聽聞來意後，要麼冷眼相對，要麼客套推諉，言辭間透著毫不掩飾的輕慢與排斥。
“抱歉，我們媒體必須保持公正與真實，你們必須為你們做的事付出應有的代價！”
甚至有些人還不等祁同偉來拿出“誠意”，就被趕了出去。
他心裡清楚，這群人不是不貪，而是打心裡瞧不起他們。
他們不願傾聽一個來自華夏的聲音，更不願了解一個正在艱難轉型、渴望被世界平等對待的國家的苦衷與努力。
瞧不起這個從積貧積弱中走來的東方大國，瞧不起它尚未完全成熟的製度，瞧不起它在國際舞台上還不那麼響亮的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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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正是1999年華夏在歐美所麵臨的真實窘境的縮影。
這一年，華夏尚未加入世貿，經濟雖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穩步前行，但在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中，仍被視作“異類”。
政治體製被誤解，發展道路被質疑，國家形象被刻意妖魔化。
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報道的基調，往往建立在冷戰思維與意識形態偏見之上——不是“人權問題”，就是“威脅論調”。
哪怕是一次正常的外交活動、一次技術合作的嘗試，也常被曲解為“擴張野心”。
同年5月，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更是無故轟炸華夏駐南聯盟大使館，將這種敵意推向頂峰。
三名華夏記者遇難，數十人受傷，舉國悲憤。
然而在歐美主流輿論場中，這場赤裸裸的侵略行徑卻被輕描淡寫為“誤炸”，甚至有媒體為暴力辯護，稱“這是不可避免的附帶損傷”。
那一刻，華夏在國際輿論中幾乎孤立無援——沒有多少聲音為正義發聲，沒有多少媒體願意客觀還原真相。
祁同偉的碰壁，正是那個時代無數中國外交官、學者、企業家在西方世界遭遇的常態。
這群人，本來就不想你發展起來。他們習慣了百年來西方中心的秩序，樂於看見一個落後、分裂、依附的中國，而不是一個崛起、自信、獨立的東方力量。
因此，有這麼好的機會，他們還不是逮住機會丟丟你的臉——在報道中添油加醋，在評論中冷嘲熱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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