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逐利，但若能使利而不傷義，便能利國利民。”
這是唐達常說的一句話。
得唐達鼎力支持，又有徐聞為依托的官方背景，四海商會開始迅速擴張。
按照徐聞的規劃，唐達的有力執行，四海商會並非隻做一兩種生意，而是深入各行各業。
海貿、鹽鐵、酒坊、絲綢、瓷器、驛站、倉儲、馬匹運輸、紙墨印刷、甚至水師船塢建造，都能看到四海商會的身影。
更重要的是，他們不隻是“大明商會”，而是一個真正“跨國”結構的聯合體。
在朝廷強勢的外交支撐下，四海商會在朝鮮、日本、安南、琉球、爪哇、呂宋、暹羅、印度洋各港口。
甚至阿拉伯商路上都設有分會，常駐使節與本地中介人員。
西方的葡萄牙人稱其為“東方商界的帝國之眼”。
唐達出任總會長，操持著諾大的商會，幾十年如一日。
也隻有他這等精明的商人，能控製好這麼一個大攤子，做大做強，越來越好。
四海商會其下分東南、中原、西南、漠北四大區域，每區下設若乾分會。
京師分部最為核心，由周青掌舵，負責與朝廷及內閣的直接對接。
而四海商會最具傳奇色彩的製度變革，便是“股東大會”的創設。
起初，商會收益歸於核心成員與軍方，但隨著商會影響日增，徐聞提出設立“股東結構”，吸納皇室、藩王及重臣入股，年終分紅。
這一舉措，既增強商會安全性，又保障皇族對其依賴與扶持。
其中，皇室持股四成，由內務府代管；
徐聞自持三成，唐家占一成；
藩王及勳貴亦各持若乾；
每年冬至前後，商會在京召開股東大會，由唐達主持，諸股東代表共商財政計劃、遠洋路線、物資采購與政治協調。
當年朱棣北征漠北兩次，皆為大軍深入千裡荒原，而非草草收兵。
彼時朝廷財政一度告急，糧草籌措更顯困難。
正是四海商會調動沿海八大鹽莊與漕運水道，於三十日內集齊五十萬石糧米、萬匹戰馬，分批送至居庸關外，確保大軍如期推進。
此役之後，朱棣私下稱徐聞為“後勤諸葛”，稱四海商會為“帝國第二糧倉”。
也正是因此，商會獲得朝廷極高容忍度，甚至有“不納商稅”的特權。
其內部設有自己的護商衛隊，由退伍老兵組成，人數上千，武裝精良。
四海商會也承擔了極大的外交作用。
若海外藩屬國出現動亂，或有盜寇劫船，往往非由兵部出麵，而是商會先派代表“談判”或“打點”。
他們遊走於刀鋒與銀兩之間，化乾戈為玉帛，不戰而屈人之兵。
這些年，隨著唐達年事漸高，周青在京師分部事務中逐漸承擔更多責任。
而唐達之孫唐進，也已接受訓練、準備接班。
商會高層在變，但根基未動，風骨尚在。
徐聞雖年邁，卻仍不時參與商會大計，尤其在海外通商、海盜圍剿與航路規劃方麵，仍由他拍板定案。
朝中有人譏諷他“身居王爵而玩商賈之道”。
但皇帝卻笑稱：“越王掌一國財富，勝掌十萬雄兵。”
如今的四海商會，不僅是財富的象征，更是大明國力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