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皮溝林場，李振華與包森兩人正在商議如何分配即將到來的乾部。包森要求東北軍區能多分配一些乾部到遼西軍區，有了乾部作為骨架，遼西軍區還可以組建更多的部隊。李振華沒有輕易答應包森，他需要平衡遼東、遼西軍區以及未來的熱河軍區的需要。
包森纏著李振華不放，李振華忽然覺得鼻子發癢，打了幾個噴嚏。他想起了老家的一個說法，於是轉換話題，開玩笑對包森道：也不知道誰在想我，還是有人在罵我。
包森見李振華轉換話題，知道他的要求暫時得不到滿足。於是沒好氣的對李振華道：一說到正事，老李你就跑題，你是不是想告訴我，滿足了我的要求，遼西、熱河的同誌們就會罵你啦。
李振華看到包森臉都被皺到一起的表情，頓時哈哈大笑。
還彆說，千裡之外的重慶還真有人在惦記他。常申凱召來了軍統戴笠，他詢問戴笠有沒有李振華的消息。這半年多常委員長順風順水，今天突然想起了李振華來。自從李振華上次提供豫湘桂作戰的戰情分析後，就好像人間蒸發了。對於李振華這個人，常申凱的感情很複雜。李振華幾次救國軍於危難之中，常申凱是有感激之情的。如果不是李振華的出手，常申凱從心底裡麵覺到國軍肯定沒現在這麼好的局麵。但可惜的是李振華處於國黨對立一麵，國府也沒有找到機會把他拉到國府一方。常申凱一方麵覺得人才難得，國府缺的就是這種有戰略眼光的人才，同時他又對李振華抱著深深的忌憚，這樣的人才在共黨手中，戰後恐怕將會成為勁敵。
戴笠老老實實的回答，李振華應該是離開了山東，具體去了哪裡不得而知。常申凱有些失望，他提了一個莫名其妙的想法問戴笠：共黨一直在開展整風運動，有沒有可能李振華被共黨內部整肅啦。
戴笠心裡在吐槽：校長應該是白天做夢想美事吧！但他表麵可不敢表現出來。戴笠鄭重地道：”應該不會，以李振華的才能，共黨不可能輕易處置此人。再說從延安傳來的情報，共黨的整風運動已趨於正常。
常申凱又有些失望，但隨即又感覺有些不妥。於是換了臉色鄭重道：雨濃，關注一下李振華的去向，或許查清了李振華的去向，有助於黨國了解共黨的新動向。
戴笠從來沒有看到過常申凱這樣關注過共黨中一個低階人物，但他知道一些內幕，也不覺得奇怪。對於李振華的行蹤，戴笠也徹底惦記上了，他也看出了常申凱的忌憚。戴笠心想：如果有機會弄死他，校長應該會很滿意吧！
戴笠此時還是少將軍統局副局長，但實際權力卻幾乎達到巔峰，他實際掌控軍統局、財政部緝私署、戰時貨物運輸管理局、交通檢查係統等核心部門，並主導中美合作所。其勢力範圍覆蓋全國，其掌控總人員超20萬人。被戴笠這樣的人惦記上，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東北偽滿洲國自1943年9月18日頒布《思想矯正法》《保安矯正法》《時局特彆刑法》等鎮壓性法令後，日偽限製漢字使用，強製推廣日語教育，消除民族記憶，割裂中華認同。瘋狂鎮壓反滿抗日活動，並通過強製勞役掠奪東北礦產資源。日偽政權設立的“思想糾正局”專門針對自認是中國人的民眾進行“思想矯正”。借《保安矯正法》抓捕失業者稱“浮浪”），強製勞役。日偽軍警可以以“有犯罪可能”為由，任意抓捕民眾，關入矯正院進行“思想矯正”。許多無辜民眾被冠以“思想犯”罪名關押，並被施與酷刑或強製勞役，導致大量人員死亡，僅1944年因思想矯正而導致的人員死亡就達2萬餘人，傷致殘者無數，可見該法令的殘酷性。整個東北都籠罩在恐怖氣氛之中，東北百姓默默承受著，誰都不能確定噩夢什麼時候會降臨到自己的身上。
這次噩運降臨到通河，通河曾是抗聯核心活動區域，有傳統的反抗日偽統治的群眾基礎，2月13日及19日分兩個夜晚，日偽軍警憲特突然包圍了地處通河北部的鳳山、鳳陽、萬柳、清茶等村屯，以查居民證為名，按照已擬好的名單，逮捕了百姓數百人，並連夜押往通河和依蘭“矯正院”。誰都知道進入了矯正就如進了鬼門關，即使不死也要脫層皮。
在矯正院裡，被關押的百姓承受了坐老虎凳、灌辣椒水、過電、往手指裡釘竹扡、跪碗碴、舔火苗等酷刑。嚴刑拷打之下，當場就有50人被打死，腥風血雨中孕育著不滿和反抗。
在偽通河縣警察警備隊看守的矯正局臨時監獄，有個人親眼見證日本人殘酷的“矯正”過程，日本人的殘暴，無辜鄉親身受的毒刑，激起了他的民族義憤，這個人就是王金才。王金才是通河警備隊分隊長、執行警尉，當時就擔任臨時監獄看守班長，他下定決心要救獄中的人。
王金才秘密串聯偽警察隊中的可靠朋友，並和城裡偽警備隊孫祿取得了聯係，孫祿曾是抗聯三軍某部營長，打入通河縣偽警備隊，長期潛伏。通過孫祿又與地下黨員李盛彬、通鳳交通總站的楊振瀛取得了聯係，幾人一同商議營救臨時監獄關押無辜百姓和抗日人士以及發動暴動事宜。一場以反日偽“矯正”迫害為名的武裝暴動正在醞釀之中。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會有反抗，吉林省樺甸縣八道河子、橫道河子一帶，老實巴交的農民王壽山、萬永貴、郭喜山也被偽滿政策壓得喘不過氣來。“糧穀出荷”政策是偽滿的國政，它是在農業統製政策下，以極低的官定價格，以極其野蠻的方式，把日偽所需的農產品全部掠奪到手，甚至口糧、種子均被搜刮。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人通過偽滿政權以“報恩出荷”名義追加征購量，征購量大小取決於日本人“需要多少取多少”。東北農民因“糧穀出荷”政策造成了毀滅性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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