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策略如同種子，落入不同的土壤，孕育出形態各異的植株。在南瞻洲，是文明溯源帶來的向心力；在巴士拉，是利益捆綁構築的防護網；而在歐羅巴，則是野心與戰火催生的新格局。
“南瞻文明研習院”在“望金港”正式掛牌成立，由那位癡迷於古文字研究的老儒生暫領院事。周允撥付了大量資源，修建了專門的館舍、藏書樓和實驗室。來自大唐各州的學者、方士、巧匠陸續抵達，使得這座原本以軍事和貿易為主的港口，平添了幾分濃厚的學術氣息。
研習院的工作迅速展開。語言組繼續深入各部落，係統記錄土語，嘗試編纂第一部《南瞻土漢詞典》；考古組以青銅巨門為中心，向四周輻射，進行拉網式勘探，又發現了數處規模較小的祭壇和居住遺跡；而石紋先生帶領的核心團隊，則日夜不休地比對、破譯那些神秘符號。
在一個星光燦爛的夜晚，石紋先生於篝火旁，向周允和幾位主要部落酋長展示了他的最新成果。他指著一組由三個符號構成的序列，激動地說：“此三符，依其出現位置與土著傳說印證，或可解為‘偉大的太陽守護者’或‘神指定的酋長’之意！其語法結構，已初具主、謂、賓之雛形！”
他環視著那些被火光映照的、或好奇或敬畏的麵孔，緩緩道：“諸位酋長，爾等先祖能創此文字，記錄日月星辰、部落興衰，其智慧，豈是蠻荒？此乃文明之火種！今上大唐皇帝，聖明燭照，願助爾等重燃此火，使南瞻文明，再現於世，與華夏文明，交相輝映！”
這番話語，經過通譯傳達，在這些部落首領心中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他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傳承的古歌謠和那些被刻在石頭上的“鬼畫符”，竟然蘊含著如此深意，甚至能與遙遠而強大的大唐帝國扯上關係。一種基於文化自豪感和對強大文明歸屬渴望的“歸化”心態，開始悄然取代單純的武力畏懼和經濟依賴。“神啟”部落的大酋長甚至主動提出，願意將部落世代守護的一處聖地洞穴向研習院開放，據說那裡有更多古老的壁畫。
文明的紐帶，正以其獨特的力量，軟化著征服的棱角。
“大唐西洋貨殖行會”在沈光的支持下，運作得風生水起。他們不僅將從大唐本土運來的絲綢、瓷器、茶葉等奢侈品賣出了更高的價錢，更重要的是，開始有計劃地“傾銷”那些被批準輸出的次等技術產品。
改良的織機使得波斯本地的絲綢產量和質量有所提升，但最精美的雲錦、宋錦技術依然牢牢掌握在大唐手中；簡易水車模型提高了某些綠洲農業區的灌溉效率，但核心的水利工程設計和大型水輪製造技術秘而不宣；一些常見的藥材炮製方法被公開，但真正高深的醫道和煉丹術仍是禁區。
這種“給予甜頭，守住核心”的策略，既滿足了周邊勢力對“唐技”的部分渴望，賺取了巨額利潤，又成功地將他們的產業發展方向一定程度上納入了大唐設定的軌道，形成了經濟依賴。同時，行會的商隊遍布西亞北非，他們不僅是商人，也成了“靖安司”延伸出去的耳目。許多原本難以察覺的部落動向、地方勢力糾葛，甚至遙遠歐羅巴的消息，都通過這張商業情報網，源源不斷地彙總到沈光手中。巴士拉，正從一個單純的軍事據點和貿易港口，向著區域情報和經濟中心的角色演變。
歐羅大陸，赫斯塔爾的丕平終於將他的野心完全傾瀉在了薩克森人身上。法蘭克大軍渡過萊茵河，對信仰原始多神教、處於部落聯盟狀態的薩克森人發動了規模空前的“聖戰”。戰爭極其殘酷，法蘭克鐵騎焚燒村莊，摧毀異教神像，強迫薩克森人改信基督教。
戰火紛飛中，丕平卻並未完全忘記東方。他授權一支小型的、由教會修士和商人混合組成的隊伍，攜帶他的親筆信和禮物，嘗試從陸路，經過巴伐利亞、阿瓦爾汗國的區域，前往黑海北岸的唐軍據點“定北港”。這是一條更加漫長和危險的路線，但避免了海上的不確定性和拜占庭的掣肘。丕平希望能與大唐建立一條獨立的聯絡渠道，哪怕隻是象征性的。
而在君士坦丁堡，博尼法斯教士經過不懈努力，終於通過一個亞美尼亞商人，與一群來自波斯的景教徒搭上了線。這些景教徒是為了躲避大食內戰的烽火，輾轉逃到君士坦丁堡的。從他們口中，博尼法斯得知了更多關於東方帝國的一手信息：其宗教寬容政策、社會的巨大規模、以及朝廷通過科舉選拔官員的獨特製度。他敏銳地意識到，這個帝國的統治核心，似乎更注重現世的秩序與倫理，而非彼岸的救贖。
博尼法斯再次向羅馬報告，強烈建議教廷改變策略，不應以單純的“傳播福音”為目標，而應派遣精通哲學、科學和藝術的學者型教士，嘗試以學術交流的方式進入那個帝國，先贏得尊重，再圖其他。他甚至開始自學一些簡單的漢語詞彙，為可能到來的東行做準備。歐羅巴通向東方的道路，儘管充滿荊棘，卻在軍事、商業和宗教多個層麵，被執著地探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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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明宮一處偏殿，太孫李昊的書房裡，懸掛起了一幅巨大的、正在不斷補充細節的“萬國輿圖”。上麵不僅標有大唐的疆域、安西、黑海、巴士拉、南瞻洲，還根據商旅和使團帶回的信息，粗略勾勒出了歐羅巴的輪廓、阿拉伯半島、乃至非洲的北岸。
李昊在師傅和來自各方學者的指導下，用小旗和注釋，標記著各地的主要勢力、物產、風俗，甚至語言係屬。他對於南瞻洲的文字發現表現出濃厚興趣，時常追問石紋先生最新進展；他也關注著巴士拉行會的商業報告，對經濟杠杆的作用似懂非懂；他甚至問起了那個正在歐羅巴打仗的法蘭克宮相丕平。
“皇爺爺，”一次陪侍時，他指著輿圖上歐羅巴的位置問道，“孫兒聽聞，那法蘭克王國內部，宮相之權竟大於國王，這是否便是《春秋》中所言的‘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是為衰微之象？若其真能統一歐羅巴諸部，於我大唐，是福是禍？”
李琰看著孫兒那已初具格局的視野，心中欣慰，答道：“昊兒能思及此，甚好。歐羅巴之地，蠻族紛爭，其興其衰，自有其理。然，無論其內部如何變化，我大唐隻需自身強盛不墜，持公道，掌利器，控商路，播文明，則萬國來朝，寰宇承平，方為長久之道。彼之禍福，非取決於其內部誰人稱王，而取決於其實力強弱，以及……與我大唐之關係遠近。”
太孫的視野，正被這前所未有的帝國版圖和紛繁複雜的國際關係所塑造。一股基於實力、著眼全局的新型戰略思維，似乎正在帝國未來的繼承人心中萌芽。帝國的目光，已然穿透四海，審視著這個正在因它而加速聯係、也因它而暗流洶湧的廣闊世界。研習院的文明之火，行會的商業之網，歐羅巴的戰爭硝煙，都在為這幅宏大的“萬國輿圖”，添加上新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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