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海伯府的門楣之上，那方禦筆親題的“靖海伯府”匾額被小心翼翼地取下，取而代之的，是一方更金漆燦然的“靖海侯府”新匾。
府中上下，自是洋溢著一片喜慶。
仆從們行走間腳步都輕快了幾分，往來道賀的賓客絡繹不絕，英國公、懷遠侯等姻親故舊自不必說，便是許多素無深交的勳貴、乃至部分嗅覺靈敏的文官，也紛紛攜禮登門，錦上添花之舉，古今皆然。
常樂作為侯府主母，端莊得體地應對著各方命婦的祝賀，眉宇間雖有喜色，卻並無太多張揚。
陳恪身著新賜的侯爵常服，緋袍玉帶，更襯得他身姿挺拔，氣度不凡。
他在前廳接受著眾人的恭維，言談舉止，從容不迫，應對得體，臉上始終掛著合乎禮儀的微笑。
然而，隻有最熟悉他的人，如常樂，才能從他偶爾凝滯一瞬的眼神深處，捕捉到那與這滿堂喜慶格格不入的疏離與沉重。
封侯晉爵，位極人臣，世襲罔替，光耀門楣……這幾乎是這個時代所有讀書人、所有武將以生命追求的終極目標。
欣喜嗎？自然是有的。
人非草木，孰能不慕榮華？
這侯爵之位，是對他十數年艱辛拚搏、九死一生的最大肯定，是在這個時代立足的根基。
它意味著更多的資源、更大的話語權、更穩固的家族傳承。
有了這個身份，他許多想做的事情，阻力會小很多。
但，也僅此而已。
這絕非他穿越時空的終極目標，更非尋常人所想的得償所願。
他追求的，從來不是個人的爵祿榮寵，而是那冥冥中或許存在的、改變國運民生的可能。
爵位，不過是實現這一宏大目標過程中，一件比較順手、也比較閃亮的工具罷了。
他與這個時代的官僚，有著本質的區彆。
絕大多數人孜孜以求的，是“政績”，是考成法上的“上上”評語，是陛下的青睞和隨之而來的升遷。
為了這些，他們可以去“做事”，甚至不惜勞民傷財、粉飾太平。
而陳恪恰恰相反，他是先看到了問題，認準了方向，然後去“做事”，至於官位爵祿，隻是這“事”做成之後，水到渠成的附加品。
“追求卓越，成功自然就會追上你。”他想起後世那句名言，用在此處，雖有自詡之嫌，卻頗為貼切。
他追求的是那個“卓越”的結果——一個強盛、富足、至少百姓能活得稍有尊嚴的大明。
而“成功”，隻是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副產品。
正因看得如此透徹，甚至可說是看得太透徹，他才無法像真正得償所願的人那樣，沉浸在狂喜之中。
反而，一種更深沉的憂慮，包裹了他。
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眼下這看似花團錦簇的“嘉靖中興”，不過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城堡，是依靠他這隻“蝴蝶”拚命扇動翅膀帶來的短暫回光返照。
夜幕降臨，喧囂漸止。
送走了最後一批賓客，陳恪摒退了左右，獨自一人踱步到了府邸深處的小書房。
這裡是他真正的私密空間，不似前廳那般富麗堂皇，陳設簡雅，藏書卻極豐，更多的是他親手繪製的各種圖紙、筆記，以及常樂為他整理的各地情報彙總。
他褪下象征侯爵身份的袍服，隻著一身尋常的細棉布袍，坐在窗前。
窗外月色清冷，映照著院中幾竿疏竹，投下斑駁的影子。
桌上，攤開著幾份最新的邸報和來自上海、琉球等地的密信。
徐渭和李春芳的來信，詳細彙報了上海的各項事務進展。
工坊生產井然有序，市舶司稅收再創新高，“工會”在曹昆的運作下，雖偶有小的勞資摩擦，但總體平穩，底層工匠力夫的生活確有一定改善。
信中字裡行間，透露出他們對“侯爺”晉爵的由衷喜悅與對未來的信心。
俞谘皋的密報則提及，水師巡航已常態化，琉球駐軍輪換順利，石見那邊的“鎮倭城”在劉福的主持下，城防日益堅固，銀礦開采已步入正軌，第二批、第三批銀錠已陸續啟運回國。
倭國山陰地區，毛利、尼子、大內三家在他“分而治之”的策略下，依舊內鬥不休，無力他顧，大明在那裡的存在已穩如磐石。
一切看起來，都是那麼美好。
他陳恪一手推動的“開源”之策，正以前所未有的效率，為這個古老的帝國輸血。
內帑豐盈，國庫壓力驟減，連帶著嘉靖皇帝的臉色似乎都紅潤了幾分，朝野上下，一片“嘉靖中興”的頌揚之聲。
就連張居正大力推行的“考成法”，也因財政的寬裕而阻力大減，吏治效率確有提升，至少表麵文章做得漂亮了許多。
可陳恪的心，卻如同這冬夜的月色，一片冰涼。
他拿起一份來自陝西的普通邸報，上麵用簡短的文字提及，去歲冬雪不足，今春恐有旱情，地方官已呈文請求減免稅賦。
這樣的消息，在如今“一片大好”的形勢下，顯得微不足道，很快就會被淹沒在無數捷報和祥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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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陳恪卻仿佛能透過這冰冷的文字，看到黃土高原上那些麵朝黃土背朝天的佃農們，在得知旱情後的絕望。
他們租種著士紳豪強的土地，一年辛苦，大半收成要作為地租上交，剩下的，還要應付朝廷的稅賦和層出不窮的雜派。
風調雨順時尚可勉強果腹，一旦遭災，等待他們的，要麼是賣兒鬻女，要麼是借下永遠還不清的高利貸，最終……或許就隻有那條“揭竿而起”的絕路。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陳恪低聲吟誦著這句古話。
曆史上的明末農民起義，其規模之大、影響之深遠，絕非偶然。
那是底層生存空間被壓縮到極致後的總爆發。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這是貫穿了整個封建時代的痼疾。
他在上海推行《工人權益法》，改善工匠待遇，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上海的繁榮建立在工商之上，工人是創造財富的主體，穩住他們，就是穩住上海的根基。
而且，上海是他能夠完全掌控的“試驗田”，阻力相對較小。
但放眼整個大明，根基依然是農業。
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他們的生存狀態，才是決定這個帝國能否長治久安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