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靖康七年，秋。
垂拱殿內，龍椅上的官家青筋暴起，一聲嘶力竭的“戰”字劈裂空氣，像塊燒紅的巨石砸進死寂的深潭——激起的從不是細碎漣漪，而是卷著黃沙與血味的狂濤，瞬間便要吞沒整個帝國。
求和的路早被踏斷，亡國的刀已架在脖頸，滿殿文武的恐懼、宮牆深處的屈辱，此刻全擰成了一股近乎癲狂的氣，從汴京的宮城根，順著禦街蔓延到四方州縣，成了全民皆戰的嘶吼。
三百年承平養出的惰性，早被酒肉泡得鬆散，可“國將不國”的尖刺狠狠紮進心口，硬是把那點渙散擠碎、揉爛，爆發出最後一股力量——混亂，卻帶著玉石俱焚的狠勁。
大宋皇帝的旨意，裹著八百裡加急的火漆，晝夜不息地發往全國各路、州、府、軍、監。
紙頁上的字鐵畫銀鉤，字字都沾著決絕：“遼主蕭峰，欲亡我社稷，絕我祭祀。
著令全國進入非常之期，一切以抗遼為先！”
財政上，國庫早空得能跑老鼠，就連皇帝私庫的內帑也已見底，卻仍要與臨時加征的“抗遼救國稅”“保國捐”一同，被強行注入國庫，勉強撐起一絲虛火。
各級官吏紅了眼，哪怕是從前把貪墨的銅錢往地窖裡藏的蛀蟲，此刻也攥緊了算盤——國若亡了，地窖裡的銀子不過是遼人的囊中之物。
催科之吏如狼似虎，腰間的刀鞘撞得青石板當啷響，穿梭在市井鄉村。
銅錢被布袋裹著，勒得肩頭發紅；
絹帛卷成捆，堆在板車上晃悠；
糧米從穀倉裡舀出，灑了一路白花花的碎粒；
就連百姓灶台上的鐵鍋、案頭的菜刀，也被以“支援前線”的名義奪走，給的那點補償，薄得像張廢紙。
婦人捂著臉嗚咽，漢子攥緊拳頭卻不敢作聲，隻能看著自家的鐵器被搬上大車。
富庶的江南、蜀中扛下了大半負擔，運河上的軍資船首尾相銜，密得遮住了水麵，船夫們光著膀子喊號子，號子聲沉得像灌了鉛，每一聲都裹著悲愴的狠勁，晝夜不停往北方去。
軍事上，樞密院的文書堆得比山高，被小吏們捧著、跑著，雪片似的飛出京城。
河北、陝西的邊軍剛從潰敗中爬起來，殘兵們衣甲破碎，臉上還帶著血汙，就被拉到空地上重組；
空缺的將領職位，要麼從活下來的老兵裡火線提拔，要麼從京中禁軍中抽調——哪怕京中禁軍本就疏於操練，平日裡隻會在禦街上耍花槍，同樣不堪一戰，也得硬著頭皮填上去。
朝廷總算破了“強乾弱枝”的祖製，一道令下，長江以南各路的廂軍、鄉兵，連帶著地方上的團練武裝，都要把最精壯的漢子挑出來，火速北調。
各地州縣的校場頓時熱鬨起來，塵土裹著汗味飄出半裡地，新兵們握著竹槍的手磨出血泡，木棍敲在地上的聲音雜亂無章；
軍官扯著嘶啞的嗓子嗬斥，唾沫星子濺在新兵臉上；
旁邊的鐵匠鋪裡，爐火徹夜不熄，紅鐵被大錘砸得叮當作響，火星子濺到地上，燙出一個個小黑點，匠人們光著脊梁，把趕製的兵甲器械往車上堆。
武器不夠，就用削尖的竹槍、磨亮的木棍湊數；
鎧甲不夠，就把厚棉襖浸了水，凍得硬邦邦的，權當鐵甲穿。
一支支隊伍往北邊開拔，番號亂得記不住，有的穿皮甲，有的裹棉襖，有的扛長槍，有的提短刀，士氣卻異常亢奮——也有麻木的，隻是跟著隊伍走，腳底板磨出了血泡也不敢停。
道路兩旁，百姓們站得稀稀拉拉，顴骨高聳，眼窩深陷，臉上泛著菜色，隻是默默看著隊伍走過；
臨時搭起的粥棚前，插著“抗遼保國”的小旗，粗瓷碗碰得叮叮當當，米粥裡飄著幾粒米糠，卻還是要舀給路過的士兵。
輿論上，朝廷把所有宣傳的力氣都使了出來。
翰林院的學士們圍在案前，握著狼毫的手因激動而微微顫抖，墨汁濺在宣紙上，暈開一片片暗紅如血。
一篇篇檄文、詔告、動員令寫得慷慨激昂，字裡行間都在泣血：把蕭峰寫成“率獸食人”“欲絕我華夏衣冠”的亙古魔頭，把這場戰爭定成“華夷生死之戰”“文明存續之戰”。
這些文章抄錄了無數份，貼在各州縣的城門上、集市裡，差役們敲著銅鑼繞著集市走，鑼聲當當，嗓門喊得嘶啞：“遼狗蕭峰，率獸食人，欲絕我華夏衣冠——”
茶樓酒肆裡，說書藝人被組織起來，拍著醒木開講，說的是“楊家將”“霍去病”的抗外族故事——雖說霍去病是大漢朝的將領，可這些同類型的英雄傳奇早已被人翻出，添油加醋改編一番，搬上了說書的戲台。
說書藝人們唾沫橫飛，說楊六郎槍挑遼將，說霍將軍大破匈奴，台下穿粗布短打的漢子們聽得血脈賁張，攥緊了拳頭，恨不能立刻抄起桌上的酒碗摔在地上，提刀就往北方衝。
一種悲壯又狂熱的“玉碎”氛圍，被官府悄悄引著，從宮牆裡飄出來，繞著市井轉，裹著鄉村走，最後彌漫了整個朝野——人人都知道，這一戰，退不得，也輸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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