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經團聯的久保田健二開口道：
“這些平台確實解決了就業。
1998年金融危機後，大企業的終身雇傭製已經難以為繼。
每年有近30萬年輕人無法進入正式雇傭體係。
如果沒有這些平台，這些人會去哪裡？
會成為尼特族，會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
軟銀的前田隆司微微點頭：
“小野寺長官，田中次官，我理解你們的擔憂。
但我想提出一個視角。
我認為這不是問題，而是轉型。
工業時代的雇傭關係和社會保障體係，是基於穩定就業、穩定收入的假設。
但數字時代的工作形態，正在發生根本變化。
我們不能用舊時代的框架，去衡量新時代的現象。”
一直沉默的鈴木雅彥抬起頭：“前田先生，我同意時代在變化。
但我想問，這種變化的方向，是我們作為一個社會主動選擇的，還是被技術平台的設計邏輯被動塑造的？”
所有人的目光轉向這位年輕的學者。
他們沒想到鈴木居然有膽，提出如此犀利的問題。
鈴木儘量讓聲音保持平穩：
“我研究平台算法兩年。
以愛拚團為例，它的派單係統設計有幾個關鍵特點。
第一，優先派給接單最快的騎手，這鼓勵騎手長時間在線待命。
第二，高峰期補貼機製，這誘導騎手在天氣惡劣、交通擁堵時仍外出工作。
第三，用戶評價係統權重過高，一個差評可能導致騎手當日收入減少10。
這些設計的結果是什麼？
是騎手不得不延長工作時間、承擔更高風險、承受更大心理壓力。”
隨著越說越多，鈴木也開始越來越大膽，目光直視前田隆司：
“我不是說這是惡意設計。
從平台運營效率看，這些設計非常聰明。
但當一個係統用算法將人的勞動壓榨到極限，而我們作為政策製定者，不是去規範這個係統的設計邏輯，而是去適應它。
比如建立低標準的零工保障體係，那麼我們在做什麼？
我們在用公共政策，為一個可能有害的設計背書。”
經濟產業省的佐藤正誌清了清嗓子：
“鈴木教授，我理解你的學術立場。
但作為產業政策部門，我們看到的是另一個現實。
1999年，東瀛個人消費支出增長率是0.8，但平台交易額增長率是240。
這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消費需求確實存在，但傳統零售渠道無法滿足。
或者說，無法以消費者期待的價格滿足。”
說著，還切換投影畫麵，顯示出一組對比數據：
“這是1997年和1999年，家庭月消費支出結構的對比。
在食品、日用雜貨、服裝這三個品類，線下渠道的支出分彆下降了12、18、24。
而線上渠道分彆增長了320、410、380。
消費者用腳投票，選擇了更便宜、更便捷的平台。”
“所以，佐藤局長的建議是？”小野寺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