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踏上從貝爾法斯特駛往都柏林的列車時，天空正飄著淡淡的細雨。雨線輕如絲絹，灑落在窗玻璃上，卻擋不住那漸漸浮現的城市輪廓——古典又生動，安靜而充滿詞語的節奏感。列車進入愛爾蘭邊境，沒有邊檢、沒有喧嘩，隻有緩緩駛入新章節的平靜。
都柏林，這個被稱作“文字之都”的城市，如同一位身穿亞麻的老詩人，靠在綠草地上，用半隻煙和半杯酒，寫完一場與世界和自己的對話。
我拉緊衣領，迎著風走入城市。手中的《地球交響曲》悄然翻開，我寫下：
第七百三十八章，都柏林。
我來到聖三一學院，那座由英國伊麗莎白一世在1592年建立的學府，是愛爾蘭最古老、也最有靈魂的教育象征。
沿著青石鋪就的林蔭道走入圖書館，一道古老木門後便是那座“長廳”——數以萬計的書籍陳列於深棕色木架上，從地麵一直堆疊到天花板，空氣中彌漫著紙張、皮革和靜默的氣味。
我仰頭望向高處那一排排列於頭頂的文字，那一瞬，我感到不再孤獨。每一個來到這座城市的人，都曾被某本書改變，而此刻，那些被抄寫、被禁、被朗誦的文字，像星辰般環繞在我四周。
一位老校工默默推著梯子，替換一本高處積塵的書，他說：“這些書不是為了被讀，而是為了被記得。”
我寫道：“都柏林不靠擴張獲取版圖，它靠一頁頁書頁，建起了一個國家的靈魂。”
都柏林的地圖不能隻靠路徑，還得靠文學導航。尤其是在這座幾乎由喬伊斯塑形的城市。
我順著書中描繪的路徑，從馬拉河畔走到桑迪蒙特，從貝拉斯頓公園穿到西摩大街，每一條街都有一段《尤利西斯》的章節呼應。腳步與文字重疊，記憶與現實交錯，我仿佛正在追逐主角布魯姆一天的心靈軌跡。
在喬伊斯雕像前，一位青年正朗讀著他書中的一段：“曆史是個夢魘，而我正在努力醒來。”
我站在他身旁低聲道：“也許旅行正是我們與夢魘搏鬥的方式。”
他點頭笑了：“而都柏林，是我們醒來的那一頁。”
隨後我在一處街角咖啡館歇腳，菜單上的甜點竟以《芬尼根守靈夜》命名，店員說：“我們不是賣咖啡，是泡小說。”我忍不住笑出聲，仿佛城市的每一處都藏著一行未完成的詩。
我隨後走入都柏林作家博物館，這是一棟樸素卻蘊含無限火花的喬治式建築。館中陳列著喬伊斯、葉芝、肖伯納、貝克特、希尼等人的手稿、信件、舊打字機與草圖，他們每一個都曾用語言改變世界，但他們的骨灰，大多並未歸葬此地。
這是一種悲傷，也是一種力量。因為這座城市，始終孕育著“異鄉者的歸屬感”。
我在筆記中寫下：“都柏林的榮耀不在金箔建築，而在每一位離開者身上鐫刻的家鄉之名。”
我繼續瀏覽，一位工作人員輕聲向我介紹館藏中最珍貴的展品——葉芝手書的詩稿，其中一頁用鉛筆圈起了“靜水之思”四個字，那是他晚年寫給弟弟的一段話。
我久久凝視，寫下：“最深的詩，未必為世人朗讀，而是為歸人低吟。”
黃昏時分，我走在利菲河兩岸。老舊的橋梁橫跨河麵，石頭建築沿河排列，河麵如墨綠的玻璃，緩緩倒映著這座城的輪廓。
路邊有民謠藝人彈奏風琴，歌聲飄在河風中，仿佛在訴說一段飄泊的愛情；不遠處有人在橋頭賣手工詩集，用再生紙和印刷機逐頁印製。
我隨手翻開一冊，扉頁寫著：“我不寫給過去，也不寫給將來，隻寫給夜晚從利菲河上吹來的風。”
一位路人送我一張卡片，上麵是他親筆寫的短詩：“橋下的河不止流動水，還有所有走過橋的人。”
我寫下：“在都柏林，風從不隻吹動發梢，它會吹動你深藏許久的某種回憶。”
在市中心的愛爾蘭國立博物館裡，我看見了大量凱爾特黃金飾品與維京人留下的戰斧和船具，還有一張永遠不肯褪色的地圖——一幅十九世紀的“流放者航線圖”。
從這裡出發，成千上萬的愛爾蘭人因為大饑荒、戰爭與信仰被迫遠走，前往美洲、澳洲、非洲。他們的名字也許消失在海浪中，但那張地圖像一根指針，指向這座島嶼血脈流散的方向。
我站在地圖前，心口一陣鈍痛。我想起我旅途中的無數邊境、口岸、海峽，它們都見證過太多“必須離開”的人。
我寫道：“有些國家以國土為邊界，愛爾蘭以思念為疆。”
入夜，我鑽進一間建於十九世紀的老酒館。木地板發出低啞的響聲，牆上掛滿詹姆斯·希尼的詩句與老照片。現場表演的是一支民謠三人組，一曲接一曲，不為取悅誰，隻為不被自己遺忘。
我坐在角落，端著一杯黑啤，細看牆上的一句話：“在愛爾蘭，你不必大聲表達，隻要你坐著，人們就知道你在講故事。”
這句話仿佛為這整座城市作注解。
演出結束後，一位老人走過來請我讀出他祖父的詩，他說：“如果今天你願讀它，它就不再被遺忘。”我點頭，輕聲念出，仿佛那短短一頁紙裡，藏著整個家族的靈魂。
我在《地球交響曲》上寫下：“不是所有夜晚都值得記錄，但都柏林的夜晚，不需要理由，它本身就是一個章節。”
清晨的都柏林不再下雨。陽光打在聖帕特裡克大教堂尖頂上，似乎是專門為告彆準備的短暫溫柔。
我登上南下的列車，下一站，是科克——那座南部的港城，是商人與詩人的混血，是海風與血性的彙合。
而我，翻開新的一頁，輕聲說：
科克，我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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