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斯德哥爾摩飛回北京的航班上，舷窗外的雲層像一樣柔軟。
趙曉陽靠在姐姐肩上睡著了，小臉上還帶著疲憊，嘴角卻微微上揚——夢裡大概還在衝過終點線的瞬間。
趙曉琳翻看著比賽記錄，屏幕上自己奔跑的身影在雪地裡格外醒目。
她忽然想起頒獎結束後，有個白發蒼蒼的瑞典老人走過來，用生硬的中文說：“我想起了1952年，你們的運動員在赫爾辛基奧運會上，雖然沒拿到獎牌，卻讓世界看到了龍國的體育精神。現在，你們讓這精神變得更耀眼了。”
趙曉萱湊過來看，忽然指著屏幕上基普喬格的身影：“他後來跟我說，以後再也不敢小看中國選手了。”
她笑了笑，眼裡閃著光，“姐，你說我們是不是創造了奇跡？”
趙曉琳合上筆記，看著窗外：“不是奇跡，是努力。你還記得嗎？去年冬天，我們在東北訓練，零下二十度，哥哥隻要有空，每天早上都會陪著我們跑，說‘現在多流點汗，比賽時就少掉點淚’。”
提到哥哥，兩人都沉默了。這次比賽前，趙國強特意從撫鬆縣趕來，給他們帶了新做的訓練服，還有一箱子家鄉的水果，其實那是趙國強空間裡種植的水果。
臨走時，他拍著趙曉陽的頭說：“彆緊張，就當是在村裡的路上跑，想想後山的風，想想爸媽的墳前那片開闊地——心放寬了，步子就穩了。”
飛機降落在北京機場時，已經是傍晚。夕陽把天空染成了橘紅色，停機坪上，趙國強的身影格外顯眼。
他穿著件灰色的中山裝，手裡捧著三束梅花，看到他們出來，立刻笑著迎上來。
“哥！”趙曉陽掙脫姐姐的手，像顆小炮彈一樣衝過去，抱住趙國強的腰。
趙國強摸了摸他的頭發，又看向趙曉琳和趙曉萱，眼裡的驕傲藏不住：“我在報紙上看到了，你們跑得真快。”他把梅花遞過去，“這是從老家帶來的，說你們奪冠那天，後山的梅花開得正豔。”
回住處的路上，趙曉陽滔滔不絕地講著比賽的趣事：“那個肯尼亞選手後來給了我塊巧克力，說下次要跟我比100米呢！”
“還有個瑞典小朋友，非要我的簽名，說長大也要跑馬拉鬆！”
趙國強聽得笑著，時不時點頭。等趙曉陽說累了睡過去，他才看向趙曉琳：“認後有什麼打算？聽體委說想讓你去當教練，帶帶年輕選手。”
趙曉琳想了想：“我還是再跑幾年再說吧。曉萱和曉陽也一樣，我們還想參加1968年的奧運比賽呢，而且現在國家體委根本不可能放我們去做教練，因為下麵的選手還沒有任何人成長起來，沒有任何人能接我們的班。”
平淡的日子總是過得很快，轉眼之間，下一場奧運比賽即將開始。
1968年的墨西哥城，空氣裡彌漫著緊張與期待。第十九屆奧運會即將在這裡拉開帷幕，趙家三兄妹的名字早已傳遍世界，成了各國選手研究的重點。
可就在出發前一個月，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波，讓他們的奧運之路蒙上了陰影。
有外國媒體翻出斯德哥爾摩馬拉鬆賽的錄像，放大了趙曉琳三人奔跑時平穩得近乎詭異的呼吸節奏，添油加醋地報道：“中國選手疑似使用違禁藥物，他們的耐力突破了人類生理極限，這對其他選手是不公平的。”
消息傳到國內，體委立刻組織了最嚴格的藥檢。
當檢測結果顯示三人身體各項指標均正常，甚至比普通運動員更健康時，質疑聲並未完全消散。
日本選手山本雄一在接受采訪時陰陽怪氣地說：“說不定他們用了什麼查不出來的東西，亞洲人怎麼可能同時在短跑和長跑項目上都這麼強？”
訓練館裡，趙曉陽把報紙揉成一團，眼眶通紅：“他們憑什麼這麼說我們？我們每天跑壞的釘鞋都能堆成小山了！”
趙曉萱拍了拍他的背，自己的指節卻攥得發白。
她想起剛開始訓練的時候，為了練起跑反應，教練用竹竿吊著重物，在她麵前反複晃動，讓她在千分之一秒內做出反應；
想起在東北冬訓時，零下三十度的清晨，三人在雪地裡跑得上氣不接，嘴裡呼出的白氣混著汗水，在眉毛上結了層薄冰。
趙曉琳默默地拿起訓練服，往肩上一搭：“走，訓練去。”她的聲音很平靜，卻帶著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想讓他們閉嘴，隻有一個辦法——在墨西哥城的跑道上，跑得比誰都快。”
那天下午，三人加練了三個小時。趙曉琳在800米跑道上往返衝刺，每一圈的時間誤差始終控製在0.5秒內；趙曉萱對著起跑器反複練習，直到腳踝磨出了水泡；趙曉陽抱著接力棒，在彎道上練習了上百次交接動作，手心的繭子又厚了一層。
趙國強趕來時，正看到趙曉陽不小心摔倒在跑道上，接力棒滾出老遠。
他正要上前，卻見弟弟咬著牙爬起來，一瘸一拐地撿回接力棒，又站回了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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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會兒吧。”趙國強遞過毛巾，聲音有些沙啞。
趙曉陽搖搖頭，把毛巾往脖子上一掛：“哥，我沒事。你不是說，真正的運動員，骨頭比跑道還硬嗎？”
趙國強看著三個弟妹在夕陽下的身影，忽然想起多年前在靠山屯的後山，他第一次把空間聖水滴進鍋裡時的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