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經濟便讀不懂史書？怪哉。
族長速速閱覽過書本前幾頁的導讀才知梁山所謂之經濟並非經世濟民，和經濟仕途不沾邊。
經濟學和金融學對族長而言是隔著專業呢，自然是白天不懂夜的黑，經文念不通。
此刻，何鉞正與燕雀親密互動中，過來幾個年長輩的叔伯非要拉他去給新起的圍屋題寫名號。要說客家人承襲自古以來，是最講究宗族輩分的，上頭有太爺叔伯，給新宅題字這種大事斷然輪不到小字輩頭上。可如今是新社會新氣象，被借‘戰瘟神’為由的梁山文化蕩滌過的贛州時興有新概念。比如老何家便改了家法族規，具體到新房落成，族中誰人做官做最大、誰人出錢最多就由誰人定名題額，再不是族長獨享之特權了。
丁憂丁憂，盯上就憂。
當初起這麼個大圍屋預算不菲，族長曾心存疑慮，詢問詢何鉞一貫做的清官哪來這麼多的錢造福全族，告誡兒孫一定不能貪腐，否則即便新圍造好了他老人家一定不會住進來，寧願守著腐朽老屋也要恪守老何家百年清譽。
何家族長退休前在廣東肇慶府恩平縣做教喻，在那挖地三尺也找不出幾個讀書人的鬼地方一蹲就是幾十年。教化不到彆人就隻能教育自己了，把自己整成了個老道德模範。
族長逼得何鉞和盤托出，言明時代在進步，兩袖清風者不叫清官叫傻缺。讓族長放寬心，乃是自己在常德的外室承包了一片山林水塘，蓄養走地雞和柯爾鴨返銷施州所得酬勞，這錢光明正大合法合規，完全經得起查！
經得起上官盤查，那就放心了。但族長還是要提醒一句：兩袖清風，以前是現在是今後仍是大道大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也。故所以管兩袖清風之大德者叫做傻缺，這是時代的退步教化的失敗。
先富帶後富，當官的給百姓做個致富的表率，特麼何錯之有！從萬曆到天啟這大幾十年的市場經濟大潮，楞是沒能把半分水汽吹到您老身上撒？見鬼了真是。
若非看在族長老態龍鐘年歲無多，何鉞定要與這老頑固開壇辯論。
樹新風、立新規。
何鉞假意客氣兩句就不再推辭，跟著眾人來到場上，握住超大號狼毫，凝神屏氣走一個龍飛鳳舞：新場屋圍。
人們嘴上交口稱讚新房子的名起得好，氣派！內心則不約而同大罵何鉞讀書讀到狗肚子裡、做官做得腦子缺根筋。經書裡那麼多美詞好話不用，非要乾巴巴取個‘新場屋圍’，聽著隻道是山野鄉民團泥巴起的破土圍子。可惜了了這碩大的五進大院！
但見那混球意猶未儘，提著滴墨的大狼毫走到充作家塾教室的倒座房前，在土黃色牆麵上奮筆疾書：棲樹一群燕，燕樹不知數，三隻棲一樹，五隻沒去處；五隻棲一樹，閒了一棵樹。
有長輩發問：“何來？”
“嗬嗬，好叫我何家子弟見字動腦，究竟燕樹幾何？”
看到這裡也就明了了。
何鉞的丁憂生活又豈在朝暮燒紙旦夕念親恩，大好生命豈能浪費在了形式主義上。得整活！於是耗時半年，自行設計監造這片新場屋圍，出資給家人們打造一個，不，一片新家園。當然了，老家的焐米酒也喝了個夠。
真所謂：什麼樣的人有什麼樣的丁憂。
以世人之眼光，何鉞式的丁憂實屬離經叛道。你身為高官，聚光燈下的人物，當結廬老父墳前，粗茶淡飯熬三年。
以何鉞之眼光，世人如此行為不光虛偽更是荒誕。
丁憂之所以源遠流長長盛不衰，背後的製度支撐是德孝治天下的社會治理理念。先有孔孟定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五倫，董仲舒擇其要者定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之三綱。這樣一來，君政）權、父族）權、夫權再加上一個神權就是導師所說的‘束縛中國人民特彆是農民的四根極大的繩索’。再將儒家張揚的仁、義、禮、智、信合為五常，常者，不變也。這個三綱五常曆來被視為皇權專製的根基。
但細細看來，專製之外它一樣有虛君立憲的功用。說君為臣綱，卻隻是天道中的一維。董仲舒開出的三個中心五個基本點中並沒有絕對的至高無上。尤其父為子綱引出一個孝字。所謂家國並舉、忠孝相通。國是家的擴大，忠是孝的延伸。所以在邏輯上孝是忠的前提。更何況皇帝亦是天的兒子，也要‘事天以孝道’，就在意識形態上造就二元分離。以孝來對抗忠，成為製約皇權的理論基礎。官僚每逢大孝，按孔子的規矩丁憂三年，該製度就是私人義務對於國家義務的侵占和優先，你皇帝也得捏著鼻子認下。
孝又引出宗法家族的勢力範圍。在二元分離的意識形態下，官僚集團失去了封建製下的經濟實力和地方自治，但在民間社會卻憑借宗法家族實力形成了與政治國家的對峙，屬於公共權力範圍的事務中相當大一部分留在家族內部，沒有讓渡給皇帝。從這個角度說皇帝並非真正至高無上，皇權不得不對宗法家族勢力予以法理化承認。古往今來國家政權不斷下沉，但始終沒有能夠到達縣城以下，以黃仁宇的觀點，這是因為‘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隻能借助於宗法家族和儒家教化實行事實上的有限度的鄉村自治。因此有說中國古代就是一個經濟自由主義社會。任何擴張皇權、加強皇權對社會經濟的乾預力度早在董仲舒那裡就已設定了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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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五常，也就是在天人感應的星空下把儒家道德教條形而上化和宗教化。仁、義、禮、智、信在孔孟那裡不過是世俗道德，與頭上的星空無關。董仲舒將此本源化，解釋為體現天意的自然法，讓五常高於皇權。君為臣綱，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人主的發號施令一樣要受到五常的約束，否則其統治合法性要受到懷疑。換句話說，皇帝可以想殺誰就殺誰，但要為此承擔極大的政治風險。董仲舒將三綱並列，將五常抬舉為亙古不變的道就在‘屈君而伸天’，而且將這個抽象的‘天’闡釋為儒家教義。這就一方麵把儒家意識形態化，成為與天地同壽的國教，一方麵為皇權劃出了體製和邏輯禁區，實現了三權分立，即政權皇權）、族權鄉村自治權）、和夫權私法空間）。
從漢到明的兩千年間三權基本保持原狀，皇權幾乎沒有擴張。宗族內的財產權直到後世之近代還是鐵板一塊，宗族內司法權依然盛行。雖然在立法上遲至宋朝開始了對於家族內部司法權的乾預，比如禁止血親複仇和祠堂審判。但一直到清末，家族內的司法權在司法實踐中一直是得到政府允許和寬容的。皇帝從來沒有把司法權從宗族手中完全拿走，從來沒有。
說回新場屋圍。
破土動工前有個小故事。也不知從哪年開始的，龍南縣乃至贛州的客家人在建築形製上突然流行開來複古主義，一朝夢回兩漢魏晉，那時候中原地區廣為流行一種聚族而居的民居形式塢堡。而圍屋是客家人將古之塢堡在贛南的新移植。所謂圍屋是整個客家民居的母體，把家、堡、祠三種功能融為一體的大型圍合型、防禦性民居。
何鉞出錢給本家族造新房子，在新房形製上他原本是要造個梁山式的彆墅小區的，在族人壓倒性意見下不得不屈從於大家的意誌弄成圍屋。其實呢，弄圍屋大可不必。如今太平盛世，不論贛州府，近幾年就連素來窮得叮當響的粵北山區也鮮有打家劫舍的土匪出沒。朝廷政策活、經濟搞得好，那些粵北的瑤人、僮人壯族）紛紛走出大山給富戶當長工打短工，既然掙得到錢何必冒殺頭的風險當土匪呢。
盜匪絕跡，世道太平，把新房子搞成個大碉堡實屬吃飽了撐的。不過族人的話也有道理：寧肯多十分小心，不可存半分僥幸。追求安全再怎麼誇張都不為過呢。
世間的事情就這麼有趣。何鉞在常德把宗族大家揍得土崩瓦解，回到老家又被本家宗族壓己一頭，乖乖當了孝子賢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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