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
當年你們用鴉片和槍炮打開國門的時候，怎麼不算算欠我們的血債？”
老王寸步不讓，眼神像刀子一樣紮過去，“現在跟我們談投入？少來這套！”
旁邊的顧從卿沒說話，隻是冷冷地看著英方代表的表情。
他注意到對方在被戳到曆史痛處時，眼神有瞬間的閃爍，手指下意識地攥緊了鋼筆——這是情緒失控的征兆。
果然，英方代表被激怒了，口不擇言地喊道：“就算你們拿回去又怎麼樣？
沒有我們的管理經驗，香江遲早會衰退！”
這話一出，我方的人都安靜了一瞬，隨即爆發出更激烈的反駁。
但顧從卿卻在心裡記了下來——對方看似強硬，實則在擔心移交後的治理問題，這恰恰暴露了他們的底氣不足。
散會時，英方代表氣衝衝地摔門而去，我方的人也個個臉色鐵青。
老王喘著氣說：“剛才是不是太激動了？”
“不激動才怪，”顧從卿收拾著文件，嘴角卻勾起一絲不易察覺的弧度，“剛才他們說的那句‘管理經驗’，就是破綻。
他們怕我們能管好，怕香江離開他們照樣繁榮。”
他頓了頓，補充道：“談判桌上的爭吵，從來不是為了爭輸贏，是為了逼出真相。
對方越憤怒，越容易說漏嘴。咱們看似在發脾氣，其實是在找他們的軟肋。”
走廊裡，小李還在為剛才的爭吵憤憤不平：“剛才真想把他們的文件扔出去！”
“扔文件沒用，”顧從卿拍了拍他的肩，“讓他們自己說漏嘴，才有用。
下次再吵，注意聽他們急了之後說什麼。”
談判桌上的臉紅脖子粗，看似失了體麵，實則是另一種較量。
每一次爭吵，都是在試探對方的底線。
每一次憤怒的爆發，都可能藏著破局的關鍵。
畢竟，在關乎主權和尊嚴的談判裡，比起虛與委蛇的客套，酣暢淋漓的爭執，反而更能讓真相浮出水麵。
儘管工作上的談判進展磕磕絆絆，顧從卿的書卻出得異常順利。
主編拗不過他堅持不改結局的執拗，隻能帶著幾分無奈，讓印刷廠加急趕工，沒像往常那樣鋪陳大量宣傳，就這麼安安靜靜地把書送進了各大書店的書架。
可“福爾摩斯出新作”的消息，還是像長了翅膀似的傳開了。
讀者們一看到那熟悉的封麵和新的書名，眼睛都亮了，幾乎是搶著往家帶——誰不想跟著這位傳奇偵探再破一樁奇案呢？
書店裡的書一天天減少，出版社本以為會像往常一樣收獲一片讚譽，沒承想，沒過幾天，編輯部的電話就被打爆了。
新書上架那天，倫敦的雨下得淅淅瀝瀝。
書店老板把《福爾摩斯探案集》的新單行本擺在最顯眼的位置，封麵是萊辛巴赫瀑布的暗色調插畫，沒像往常那樣貼宣傳海報，隻在旁邊放了塊小牌子：“神探歸來”。
第一個衝進書店的是個戴圓頂帽的中年男人，他幾乎是搶過書就付了錢，邊走邊拆塑封，傘都顧不上撐。
地鐵裡，他靠著車門飛快地翻頁，手指劃過那些熟悉的推理橋段時還在微笑。
可當看到最後幾行字——“瀑布的轟鳴吞噬了一切，世間再無福爾摩斯”。
他手裡的書“啪”地掉在地上，驚得周圍人都看過來。
“不可能！”他失態地喊出聲，撿起書反複確認，指尖把書頁都捏皺了，“這不是真的……”
當天下午，出版社的電話就被打爆了。
接線員握著聽筒，耳朵裡全是讀者的怒吼：“你們怎麼敢殺死他？！”
“把結局改回來！否則再也不買你們的書！”
還有老太太帶著哭腔：“我孫子每天睡前都要聽福爾摩斯的故事，現在你讓我怎麼跟他說？”
編輯部的郵箱很快堆成了山，信封上的郵票來自英國各地，甚至還有歐洲其他國家的。
拆開一封，裡麵是用紅筆寫的抗議信：“福爾摩斯是我們的朋友，你沒有權利讓他死！”
另一封裡夾著張剪報，是之前報道顧從卿的文章，讀者在旁邊批注：“這個作者根本不懂偵探小說！”
主編坐在堆積如山的信件裡，揉著發疼的太陽穴。
他早知道會這樣，卻沒料到反應會如此激烈。
街角的書店老板打來電話，語氣慌張：“剛才有個小夥子把書摔在櫃台上，說要找作者理論，我攔都攔不住！”
顧從卿在大使館加班時，收到了主編發來的電報，隻有一句話：“倫敦讀者在燃燒。”
他看著窗外雨中模糊的街景，想起自己寫結局時的咬牙切齒，忽然覺得有點荒誕——
那些在談判桌上撒不出去的火，竟然以這種方式在異國的讀者群裡炸開了。
第二天，報紙的文化版全是關於“福爾摩斯之死”的討論。
有評論家說：“這是對偵探文學的背叛。”
也有讀者組織起來，在出版社門口舉著“複活福爾摩斯”的牌子抗議。
甚至有議員在議會休息時被記者追問：“您覺得福爾摩斯應該複活嗎？”
劉春曉看著報紙上的照片，忍不住笑：“你這是捅了馬蜂窩了。”
她手裡拿著封信，是安娜轉寄來的，她的英國同學在信裡畫了個哭泣的福爾摩斯，旁邊寫著：“請告訴他，我們請求他，隻要讓神探回來。”
顧從卿接過信，指尖拂過那個歪歪扭扭的畫像，嘴角難得地揚起一絲輕鬆的笑。
談判桌上的壓抑、英方的刁難，好像都在這些讀者的憤怒裡找到了出口。
他沒打算改結局，卻忽然懂了——有些憤怒，本就是因為太在乎。
就像讀者在乎福爾摩斯，他們在乎香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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