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專項組的接管，像一劑強心針，也像一塊巨石投入本就暗流湧動的湖麵，激起了更深層的漣漪。表麵上，案件進入了更高級彆、更規範的偵查軌道，危暐vcd）及其背後勢力的罪行被條分縷析，證據鏈不斷夯實。但真正的較量，往往發生在陽光照不到的角落。
專項組下設多個小組，陶成文、鮑玉佳、張帥帥等人被分彆編入不同小組，繼續參與工作，但權限和知情範圍受到了嚴格限定。這是一種保護，也是一種隔離。魏超、馬文平等人則主要負責外圍安保和協調，確保調查過程不受乾擾。
曹榮榮、付書雲、孫鵬飛、程俊傑、梁露等關鍵證人，被集中安置在市郊一處保密的安全屋內，由專人保護，同時也意味著一定程度的信息隔絕。馬強因其精神狀況和特殊身份，被送往專業的司法精神鑒定中心進行治療和評估。
平靜，隻是暴風雨前的假象。
一）密碼與迷障：沈舟的發現
沈舟憑借其頂尖的技術能力，被留在專項組技術中心，負責對所有電子證據進行深度挖掘和破譯。他麵對的，是馬剛留下的那台舊筆記本電腦和錄音筆裡更隱秘的層麵。
筆記本電腦的硬盤經過特殊加密，甚至帶有自毀程序觸發機製。沈舟花了大量時間，才繞過層層防護，進入核心區域。裡麵除了“紅房間”成員名單和交易記錄外，還有一個命名為“遺產”的加密文件夾。
破解“遺產”的難度遠超之前。它使用的是一種非對稱的、動態變化的密碼，似乎與某些外部信息相關聯。
“這不是單純的數字或字母密碼，”沈舟對著通訊器另一端的陶成文和張帥帥他們被允許進行有限度的內部通訊）解釋，“它像是一個謎題，需要鑰匙。”
“鑰匙是什麼？”張帥帥問。
“不確定。可能是某個日期，某個人名，或者……一段特定的錄音。”沈舟嘗試了危暐的生日、危父的任職日期、林奉超被滅口的日期，均告失敗。
與此同時，對錄音筆的聲紋和背景音分析有了新的發現。在第三段錄音，也就是危暐在彆墅聚會侮辱女性的那段背景雜音中，技術團隊分離出了一個極其微弱的、持續性的“滴答”聲，經過分析，並非鐘表，更像是一種……老式發條裝置或者某種定時器的聲音。
“彆墅？定時器？”陶成文敏銳地捕捉到異常，“查一下危暐名下或常去的彆墅，有沒有發生過與爆炸物、定時裝置相關的事件或傳聞，哪怕是未遂的。”
這條指令被迅速下達。但調查需要時間，而且可能觸及某些人敏感的神經。
二）安全屋的陰影：無聲的威脅
安全屋內，生活枯燥而壓抑。雖然物質保障齊全，但失去自由和對案情的知情權，讓每個人的情緒都像繃緊的弦。
曹榮榮試圖通過閱讀和整理基金會籌備資料來轉移注意力，但往事的陰影總在不經意間襲來。付書雲變得更加沉默，常常一個人坐在窗前，一坐就是幾個小時，眼神空洞地望著外麵的樹林。孫鵬飛和程俊傑則顯得有些焦躁，既擔心自身安全，又對未來的審判感到不安。
梁露努力維持著大家的情緒，但她自己內心也充滿了不確定性。
一天深夜，安全屋的供電突然短暫中斷了十幾秒。備用電源啟動後，一切恢複正常。負責安保的隊員檢查後認為是線路短暫故障。
但第二天清晨，曹榮榮在自己房間的枕頭下，發現了一張折疊起來的紙條。紙條上沒有字，隻畫著一個簡單的圖案：一個被劃掉的卡通笑臉，笑臉的嘴角淌著紅色的、類似血跡的印記。
沒有文字，卻比任何文字威脅都更令人毛骨悚然。它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息：你們的所謂“安全”，不堪一擊。我們隨時可以接觸到你。
曹榮榮拿著紙條，手微微顫抖，但沒有聲張。她將紙條悄悄收了起來。她知道，報告上去隻會增加所有人的恐慌，並且可能招來更嚴厲的“保護”，甚至可能打亂專項組的部署。
這種無聲的威脅，意在攻心。
三）往事的烙印：第六次暴行回憶——體係的共謀
紙條事件後，安全屋內的氣氛更加凝重。或許是為了對抗這種無形的壓力，或許是需要彼此確認繼續走下去的勇氣，在一次晚飯後，幾個人圍坐在一起，再次談起了危暐vcd）。這一次，回憶指向了更深層、更令人絕望的暴力——當暴力與整個體係的部分環節媾和時，個體所感受到的那種無處申告的窒息。
孫鵬飛灌了一大口水，仿佛需要液體來壓下喉嚨裡的梗塞：“你們還記得……‘老陳’的事嗎？”
老陳，是危暐公司裡一位資深的技術工程師，為人耿直，技術精湛。他因為堅持反對危暐強行推行一套存在安全隱患的技術方案，而遭到了係統的、全方位的打壓。
【回憶開始體係的共謀】
危暐vcd）沒有直接對老陳動手，甚至沒有當麵嗬斥。他隻是輕描淡寫地在一次管理層會議上說了一句：“老陳同誌年紀大了，思想可能有些跟不上公司的快速發展，需要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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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一套組合拳接踵而至：
首先，公司審計部門“恰好”對老陳負責的項目進行了全麵審計，找出了一些流程上的“瑕疵”這些瑕疵在公司普遍存在，但唯獨對老陳上綱上線）。
接著，人力資源部門找老陳談話，暗示他“主動辭職”對大家都好，否則可能會影響他的“職業聲譽”甚至“退休待遇”。
同時，與危暐關係密切的客戶開始向公司投訴老陳“技術落後”、“溝通不暢”。
更可怕的是，老陳正在讀高中的兒子，突然在學校裡被一群小混混“莫名”毆打，雖然傷得不重，但對方丟下一句話：“讓你爸識相點！”
老陳報警，警方受理了，但最終以“青少年尋釁滋事”結案，找不到主使者。老陳懷疑是危暐指使，但沒有任何證據。
他去相關監管部門反映公司技術方案的安全隱患和危暐的打擊報複，接待人員態度很好，記錄很詳細，但之後便石沉大海。後來他偶然得知，該部門的一位負責人，是危暐父親的舊部。
他甚至試圖聯係媒體，但稿件要麼被壓下，要麼被輕描淡寫地處理成“企業內部勞資糾紛”。
那段時間，老陳仿佛陷入了一張無形的、無處不在的網。公司、客戶、學校、警方、監管部門、媒體……每一個他尋求幫助的環節，似乎都悄然無聲地對他關上了門，或者將他推向更深的絕望。他並沒有遭受直接的肉體暴力，但這種利用體係資源進行的、全方位的孤立、汙名化和壓迫，讓他精神瀕臨崩潰。
最終，在一個雨夜，老陳從公司頂樓一躍而下。留下的遺書上隻有一句話：“我爭不過了。”
事後，危暐在公司內部會議上，假惺惺地表示哀悼，並強調要“關注員工心理健康”。他還“慷慨”地給老陳家屬支付了一筆“撫恤金”，條件是家屬簽署保密協議，不再追究。
當時，曹榮榮、孫鵬飛、程俊傑等人都在場。他們內心充滿了震驚、憤怒和恐懼，但沒有人敢站出來說一句話。危暐用一種極其“合法”且“文明”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完美的謀殺。他讓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與他作對，挑戰的不僅僅是他個人，而是他所能調動的一整套資源和人脈網絡。
【回憶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