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啟動的時候，窗外的站台緩緩後退，站牌上的字一節一節地被拉長，又被時間抹平。我把背包放在腳邊，靠著窗坐下，才發現自己已經很久沒有這樣安靜地坐在一趟長途列車上了。
這趟車，是回家的。
不是某一個縣城，不是某一段旅途的中轉站，而是真正意義上的回家。
車廂裡不算擁擠，空調的風很輕，廣播報著下一站的名字，聲音低而平。有人在吃泡麵，有人戴著耳機睡覺，還有一對母子低聲說話，孩子趴在小桌板上畫畫，蠟筆的顏色在紙上來回塗抹。
我翻開隨身帶的筆記本，前麵的頁已經寫滿了縣城的名字、街道、河流、集市和人。翻到最後幾頁，忽然不知道該寫什麼。
這一路，寫得太多了。
寫山寫水，寫陌生人，寫生活的紋理。可當旅途真的要結束時，我卻第一次感到一種空落。不是不舍，而是忽然明白，走這一路，其實並不隻是為了記錄風土人情。
我是在尋找一個能安放自己的方式。
正想著，對麵的座位有人坐下。
那是個三十多歲的女人，穿著簡單的深色外套，背著一個不大的帆布包。她坐下後，把包放好，從裡麵拿出一本書，封麵很乾淨，書名是《存在的勇氣》。
我多看了一眼。
她注意到我的目光，朝我點了點頭，笑了一下，很自然。
“你也看書？”她先開口。
“寫書。”我說，“或者說，寫字。”
“旅行寫作？”她看了看我腳邊的背包。
“算是。”我點頭，“走了很久，剛準備回家。”
她合上書，沒有繼續追問，隻是說了一句：“長途旅行的人，眼神裡會有一點不一樣的東西。”
我笑了笑，沒有否認。
車行了一會兒，窗外開始變成連綿的田地，偶爾掠過低矮的村莊。車廂裡漸漸安靜下來，隻剩下鐵軌與車輪的規律聲。
過了一陣，她忽然問我：“你寫的，多是地方，還是人？”
我想了想，說：“一開始是地方，後來全是人。”
她點頭：“那你一定寫得很累。”
我愣了一下，隨即明白她的意思。寫地方，隻是描摹；寫人，就會牽扯情緒、記憶、共鳴，甚至是自己的傷口。
“你怎麼知道？”我問。
她笑了笑，說：“因為我是做心理谘詢的。”
這句話說得很輕，卻讓我心裡微微一震。
“心理谘詢師？”我重複了一遍。
“嗯。”她點頭，“在城市裡做，也會去一些地方做流動谘詢。剛結束一個項目，回去休息一段時間。”
我忽然有了傾訴的衝動，這在陌生人之間並不常見，但火車這種地方，總會讓人產生一種臨時的信任。
我沒有講得很具體，隻是說自己走了很多地方，寫了很多東西，卻越來越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繼續。
“繼續走，還是停下來？”我問她，像是在問自己。
她沒有立刻回答，而是反問我：“你走的時候，最常遇到什麼樣的人？”
我想起那些縣城裡的人：賣菜的、開小店的、修鞋的、擺攤的、在橋頭下棋的老人、在路邊吃飯的打工者。
“普通人。”我說，“他們的話不多，但每個人都有故事。”
“那你聽他們說話的時候，是什麼感覺？”
我沉默了一會兒。
“很真實。”我說，“比很多書裡的故事都真實。”
她點點頭，語氣很平穩：“那你已經在做一件事了。”
“什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