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天色落得很慢。
書屋門口的路燈剛亮，光有些發白，照在地上，像一層薄薄的霜。我把門口的小黑板擦乾淨，重新寫上“今日有茶”，剛轉身，就看見一個男人站在門外。
他個子不高，卻很結實，肩膀寬，背微微駝著。身上的夾克洗得發白，袖口磨起了毛，鞋上沾著乾泥。最顯眼的是他的眼睛，紅得厲害，像是很久沒有好好睡過。
他在門口站了一會兒，像是在猶豫。
我推開門，對他說：“進來坐會兒吧，外麵冷。”
他點了點頭，走進來，動作有些僵硬，像是身體還沒從某種緊繃裡鬆下來。
“要杯熱水嗎？”我問。
“行。”他說，聲音低啞，“不麻煩。”
他坐在靠牆的那張椅子上，背卻沒有完全貼上去，雙手放在膝蓋上，指節粗大，掌心有厚厚的繭。一看就是常年握方向盤的手。
水端過去時，他接得很小心，像怕燙，又像怕灑。
沉默了一會兒，他先開了口。
“老板，你這兒……真能說話？”
我點頭：“能。想說什麼都行。”
他笑了一下，那笑很短，像一條裂開的縫，很快又合上。
“那我就說說吧。”
他低頭看著杯裡的水，“不說，憋得慌。”
他說他是跑長途的，開貨車，十幾年了。
年輕時在廠裡乾過，廠倒了，隻能學開車。一開始跑省內，後來跑全國，南來北往，什麼路都走過。
“彆人看著自由，”他說，“覺得開車多好，一路走一路看風景。可真乾了才知道，哪有什麼風景，全是路。”
他一趟趟地跑，白天黑夜顛倒。
困了，就在服務區眯一會兒；餓了，泡麵就著冷水；冬天在車裡睡，玻璃上全是白霜，早上起來，手都打不直方向盤。
“最怕的不是累，”他說，“是困。”
他說有一次夜裡跑山路，眼皮怎麼都撐不住，前麵路燈一盞一盞往後退，像在往後拉他的魂。他狠狠掐自己大腿，掐得青一塊紫一塊，才挺過那一段。
“那會兒我就想，”他說，“要是真睡過去了，也就算了。”
我沒有插話，隻是聽。
他說家在北方一個小縣城，老婆在家帶孩子，孩子上初中了。
一年到頭，真正回家的日子不多。回去幾天，孩子對他又親又生，等他再出門，孩子站在門口不說話，眼圈紅著。
“我不敢回頭。”他說，“一回頭就走不了了。”
他說最難受的一次，是孩子給他打電話，說學校開家長會，問他能不能回去。
他當時在千裡之外，貨已經裝好，違約就要賠錢。
“我說回不去。”
他說這句話時，喉嚨明顯哽了一下，“孩子在電話那頭‘哦’了一聲，就掛了。”
那一晚，他在車裡坐了很久，沒有立刻發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