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9章：史筆同至元二十五年?和林史館）
和林史館的鑄鐵書架按“左北右南中西”排列：北側列蒙古文典籍，《脫卜赤顏》蒙古秘史）用狼皮裝訂，每葉邊緣鈐千戶合印；南側存漢地文書，《金史》《遼史》的竹簡編繩用朱砂浸染，與南宋臨安府刻本比對無誤；中西放波斯文史料，《世界征服者史》羊皮卷蓋伊爾汗藏書印，旁附八思巴文譯注。“蒙古史官掌遊牧事，”翰林學士承旨耶律鑄對修撰官道，骨簽點過《太祖紀》草稿，“漢人筆吏校中原典章，”案上的《農桑輯要》抄本標“至元十年刊”，“波斯文士理西域載記，”星圖譯稿的騎縫章是蒙漢波斯三文合印，“三方史料需互證，”他的驗史鏡照過《元史》草本，鏡中顯形不同文字的記載重合處，“缺一不可入卷。”
忽必烈的手指撫過架頂的鑄鐵史格，格分“本紀”“誌”“表”“列傳”四欄，欄沿刻“至元二十五年史館造”，含硫量二分二厘——與和林符牌庫的基準完全一致。“中統三年設史館時，”他忽然道，案上的《修史凡例》記著“隻用蒙古文編年紀事”，“因缺漢地方誌，”凡例旁貼著漢人史官的補注“漏載江南水利”，“導致前史偏頗，”他的目光掃過正在謄寫的史官，“今日多文並纂，”指尖點過蒙古文《親征錄》與漢文《宋史》的疊放處，“需讓草原的箭與中原的筆，”在同一卷冊相遇。
史館的修撰們按“蒙三漢三西二”編班：蒙古史官帖木兒校訂《太祖紀》，用回鶻式蒙古文補錄“十三翼之戰”細節，每則記事需附千戶所的兵籍殘卷；漢人修撰王惲編纂《地理誌》，州縣沿革需與至元二十三年的稅冊核對，山川名稱注蒙漢雙語；波斯文士拉施特整理《西域傳》，對照《伊爾汗天文表》標注西域諸城方位，騎縫處蓋“史館同修”印。“蒙古筆側重‘征伐’，”耶律鑄展開分工冊，“漢人筆詳載‘治道’，”波斯筆補記“商路”，“三者權重均等，”他的鐵尺量過各部分篇幅，“合‘文武兼修，中外共載’之製。”
忽必烈翻看《藝文誌》草稿，蒙古文《薩迦格言》譯本與漢文《授時曆》序、波斯文《醫學集成》提要在卷中並列，篇幅相差不逾十頁。“至元二十年修《世祖實錄》，”他指著舊稿的偏科處，蒙古軍功占七成，漢地政務僅三成，“因史官單族，”案上的《監修錄》記著“世祖親改七處”，“如今多族共撰，”目光掃過帖木兒與王惲的校勘筆跡，“需讓弓馬與桑麻，”指尖劃過重合的朱批，“在同一支筆下，各顯其要。”
《世祖本紀》的紀年方式引發爭論：帖木兒主張用蒙古“十二生肖紀年”，附“忽裡台選汗”大事；王惲堅持依漢地“年號紀年”，標“至元元年”至“二十五年”；拉施特建議增波斯“回曆”對照，注“回曆683年即至元元年”。“最終折中為三欄並置，”耶律鑄呈上定稿，首行蒙古文“鼠年至元元年，回曆683年）”，“每欄間距五分，”他的卡尺量過行格，“欄線用鑄鐵鎮尺壓平，”鎮尺刻“時同軌”，含硫量二分二厘，“確保翻閱時三曆同步對照。”
忽必烈的朱筆落在“至元十三年取臨安”條，蒙古文記“羊年秋，拔宋都”，漢文載“十三年十一月，宋主降”，波斯文注“回曆681年冬，南家思國亡”，三則記載的時間誤差不逾三日。“去年修《定宗紀》，”他憶及那時的混亂，蒙古史官記“牛年卒”，漢人史官考“淳佑四年薨”，相差兩年，“因無對照，”案上的《考異錄》記著“征西域老兵證詞定讞”，“如今三曆互證，”朱筆圈出重合處，“時間便不會說謊。”
《刑法誌》的編纂現場爭執不休：帖木兒主張收錄《大紮撒》“盜馬者死”條，附蒙古千戶的判例；王惲堅持載入《至元新格》“笞杖徒流”製，注漢地路府的行刑記錄；拉施特提議補波斯《伊爾汗法典》的“契約法”，供西域參照。“最終按‘域分述，製歸總’編排，”耶律鑄展示定稿，首列“中樞法”如《大元通製》），次分“蒙古部法”“漢地民法”“西域商法”，“每則條文需三方史官畫押，”押縫章為“法同源”，與和林刑部的印鑒同製。
忽必烈對比《食貨誌》中的“五戶絲製”與“兩稅法”：蒙古文“每五戶輸絲一斤”與漢文“夏稅秋糧”的折算表，經拉施特用波斯“迪爾汗”換算後，稅負均等。“至元十六年的《稅誌》，”他指著舊稿的偏頗，蒙古牧稅詳而漢地稅目略，“因誌書單詳一族，”案上的《民怨錄》記著“江南稅吏舞弊”，“如今並錄互校，”指尖劃過帖木兒與王惲的共同批注，“典章便難藏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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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傳》草稿的取舍引發激辯：蒙古史官力主為“西征功臣”伯顏單獨立傳，詳述“襄樊之戰”軍功；漢人修撰堅持為“勸農使”張文謙立傳，載其“推廣農桑”政績；拉施特建議補“波斯醫官”愛薛傳，記其“治疫救民”事。“最終定‘功過不掩，族屬不論’，”耶律鑄的朱筆圈出入選標準，伯顏傳附“屠城爭議”，張文謙傳注“抑商之失”，愛薛傳記“曆法之爭”，“每篇末附‘三語評語’，”蒙古文評軍事，漢文論治政，波斯文談影響，“合‘春秋書法’之旨。”
忽必烈翻看《耶律楚材傳》，蒙古文讚“製禮作樂”，漢文貶“重佛輕儒”，波斯文評“西域通商”，三者在“功在一統”處達成共識。“去年修《阿合馬傳》，”他憶及爭議，蒙古史官諱其貪，漢人史官斥其酷，“因無平衡，”案上的《改稿錄》記著“世祖刪改五處”，“如今多語並評，”目光掃過交叉的批注，“人物便立體如真人。”
史館的勘誤台按“三本互校”設置：蒙古文底本、漢文譯本、波斯文節本並置，每頁的天頭地腳留“校記”欄，帖木兒用蒙古文注“史源出處”，王惲以漢文標“異同”，拉施特用波斯文寫“考證”。“發現《太祖紀》‘滅乃蠻’時間有誤，”耶律鑄指著校記，蒙古文底本記“狗年”，漢文《金史》載“泰和四年”，相差一年，“最終依畏兀兒文《亦都護傳》定讞，”附畏兀兒文殘片拓片，“三方簽字，方得改稿。”
忽必烈的玉杖輕叩勘誤台，台內嵌鑄鐵信標，與和林藏書庫的善本庫形成共振。“至元二十二年《地理誌》誤記‘遼陽行省戶數’，”他指著舊檔的紅筆勘誤，因未核稅冊，多寫三萬戶，“導致頒行後流民誤認，”案上的《追責錄》記著“史官罰俸三月”，“如今信標聯網，”杖尖點過三本重合處，“一字之差，”目光掃過存檔的拓片，“便有三證盯著。”
《春秋》筆法的運用引發討論：帖木兒主張“征伐稱‘討’，叛逆稱‘叛’”，如“討阿裡不哥”；王惲堅持“書‘弑’書‘殺’，各如其事”，如“李璮殺主叛”；拉施特建議“西域事依其俗，稱‘聖戰’者注‘中原謂征伐’”。“最終定‘同事實，異書法’，”耶律鑄出示《史書法》，蒙古事用“征”，漢地事用“伐”，西域事用“討”，“但釋義需統一，”注“皆為軍事行動”，“避免褒貶失衡。”
忽必烈的朱筆在“襄陽之戰”條停頓，蒙古文寫“拔”，漢文記“克”，波斯文作“取”，釋義欄均標“下城”。“至元二十年修《憲宗紀》，”他憶及那時的偏頗，蒙古文誇“天威”，漢文惜“民命”，“因書法不一，”案上的《監修奏議》記著“更定凡例”，“如今名異實同，”指尖劃過統一的釋義，“史筆便無偏私。”
翻譯局的《譯語》手冊標注關鍵術語：“忽裡台”對應漢文“選汗大會”、波斯文“????”會議）；“五戶絲”譯“每五戶輸絲”“????????????????”，旁附“每斤絲折銀三錢”的換算表。“‘站赤’曾被譯為‘驛’與‘????’，”漢人譯官李衡道，因涵蓋“驛馬、文書、稅卡”，最終定為“站赤”加雙語注，“確保術語的完整性，”他的筆在《譯誤錄》上標注，“去年因譯錯‘怯薛’為‘衛士’，”導致波斯文士誤認“普通士兵”，“如今三語同頁，”目光掃過對照欄，“詞義便無偏差。”
忽必烈翻看《西域傳》的譯稿，“撒馬爾罕”的蒙古文“????????”、漢文“尋思乾”、波斯文“??????”並列，下注“西域大城，產鐵”。“譯語如橋梁，”他對譯官們道，案上的《通譯錄》記著“世祖親定三十術語”，“橋歪了，”指尖點過“同詞異譯”的紅筆標記，“史書便會栽跟頭。”
孛兒隻斤?海都在史館見習，看著帖木兒用蒙古文謄寫“斡難河源頭”，王惲以漢文標注“與中原黃河同入大海”，拉施特用波斯文補“西域阿姆河亦歸海”。“蒙古的河，漢地的河，”他的習字冊畫著三條水脈，“都往低處流，”另注“史書中的事，”筆尖在三族記事的重合處畫圈，“也往‘一統’走。”
忽必烈見他在圈旁寫“理”字，便問：“何理？”海都指著《地理誌》的疆域圖，蒙古的“嶺北”、漢地的“中原”、西域的“河中”，在圖上連成完整輪廓。“就像這圖，”他的指尖劃過邊界線，“分開是嶺北、中原、河中，”合上書頁，“合起來是大元，”忽然明白，史書的多語並錄從不是割裂，而是讓不同地域的記憶，在同一部史書中找到共通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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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二十五年冬至，《大元通史》初稿完成，進呈儀式在史館舉行。忽必烈接過黃綾裝裱的定稿，封麵鈐“國史院印”，扉頁列修撰名錄：蒙古史官五人、漢人史官五人、波斯文士三人，姓名按“蒙漢西”序排列，騎縫處蓋三方合印。“此史非一族之史，”他的朱筆在“凡例”頁寫下“史筆同，則人心同”，墨汁用漠北鬆煙與中原朱砂混合，“是草原的弓、中原的筆、西域的秤，”目光掃過肅立的史官，“共同寫就的家史。”
耶律鑄將定稿的鑄鐵模子封存，模子的含硫量二分三厘，與和林符牌庫的基準一致。“此模可刊百部，”他的聲音，“一部存蒙古萬戶府，”一部藏漢地中書省，“一部送波斯伊爾汗，”他的手指劃過模子的“同文”二字，“讓後世知，”目光望向窗外的和林城，“大元的一統，”聲音莊重如鐘，“不僅在疆域，更在史筆。”
當暮色籠罩史館，海都的習字冊最後一頁，畫著史官們共同署押的場景：蒙古文的狼毫、漢文的毛筆、波斯文的蘆葦筆，在同一卷史書上落下字跡。他在畫旁題字：“文異史同”，字跡裡的漠北鬆煙與中原朱砂，在燭火下泛著柔和的光——就像這部《大元通史》，看似分了蒙古文、漢文、波斯文，實則被同一股“統緒”牽引，在至元二十五年的冬夜裡，成為照亮後世的製度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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