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7章：東宮衛護至元二十六年?和林東宮）
東宮的朱漆宮門懸掛著“翊衛”匾額，為至元初年忽必烈封皇孫時所立，匾額的紫檀木邊框刻蒙文“守護”二字。那拉珠爾將虎衛營三百甲士分為三班：辰時到未時為“日衛班”，持七石弓守外庭，弓梢刻“虎衛甲字”；未時到子時為“昏衛班”，佩腰刀巡內院，刀鞘纏蒼色綢帶；子時到辰時為“夜衛班”，攜短弩守寢殿，弩機的機括含硫量二分一厘，與和林兵器庫的“東宮專用”標準嚴合。
每班換防需在宮門驗符台完成虎符勘合，符麵的“東宮”款識與甲士腰牌的編號一一對應。“換防時需唱名驗身，”那拉珠爾對衛長們道，手中的《東宮衛則》用桑皮紙裝訂，“衛卒的胎記、傷疤需與名冊吻合，”名冊的騎縫章是“虎衛營印”與“宗正府印”疊蓋，“這是蕭大人親定的規矩，”他的手指劃過“擅離崗位者斬”的朱批，與至元二十五年的宮禁條例完全一致。
東宮的“進學軒”按“左蒙右漢”布設：左側列蒙古文典籍，《蒙古秘史》的羊皮封麵用狼首銅扣固定，每冊厚度三寸，與成吉思汗陵的藏本規製相同；右側置漢文經史，《論語》的桑皮紙書頁間夾著蠅頭小注，為漢臣王惲親筆，注文旁附八思巴文音譯。課案為紫檀木所製，桌麵嵌兩色木牌：蒙古文木牌刻“射獵”，漢文木牌刻“耕讀”，可按教學內容調換，木牌的榫卯結構與大都國子監的課案嚴合。
王惲的講案上擺著銅製滴漏，漏刻的“辰”“巳”時辰對應蒙古“寅”“卯”時辰，刻度誤差不逾半刻。“幼主需兼通兩文，”他對陪讀的宗王之子道，展開的課本用活頁裝訂，每頁右下角刻頁碼，便於拆分組合，“這是《東宮教學儀注》規定的，”儀注的編纂者含蒙古太傅、漢地儒臣各三名，“需如這滴漏，”他的手指點著漏刻，“兩時並流，”方能成器。
王惲的講席旁設“伴讀席”，蒙古伴讀孛羅持《射藝圖譜》，圖譜的騎射姿勢標注蒙古文“膝彎角度”“箭簇配重”；西域伴讀拉施特備《星象圖》，圖中北鬥七星旁注波斯文星名，與《授時曆》的星象記載嚴合。三人的授課時間按“蒙三漢四西三”分配，單日授蒙古文與射藝，雙日授漢文與經史，十日一考，考卷需三方共同閱卷，評語用各自文字書寫後彙總。
“王學士的漢文課需譯蒙文釋義，”蕭虎在查課時叮囑，手中的《師資考成簿》記著上月考核：王惲的“漢字認讀”合格率九成，孛羅的“騎射達標率”八成五，“不可偏廢一方，”他的手指劃過簿子的“兩文兼通”條款，這是至元二十三年忽裡台大會定下的東宮教育原則，“他日親政，”需能與各族臣僚對話，“這課室便是根基。”
東宮的回廊立柱暗藏凹槽，內置竹製警笛，笛音頻率與虎衛營的號角聲共振，需用特定竹哨才能吹響——這是蕭虎參照中原“警枕”原理設計的，凹槽的深度、竹笛的孔徑經反複測算，確保聲音僅在衛營範圍內傳播。寢殿的地磚按“九宮格”鋪設，第三行第二塊磚下有夾層，藏著虎衛營的應急符牌，符麵刻“東宮急”，與宮門驗符台的暗記嚴合。
夜衛班的甲士需熟記“五不”守則：不擅入課室、不私語朝政、不接受饋贈、不傳遞密信、不更改巡邏路線。每班交接時需檢查隱蔽哨位：梅樹後的值崗亭、假山下的觀察孔、廊柱後的警笛凹槽，每個點位的檢查結果需用朱筆記錄，與前班的記錄比對，誤差需在半寸之內——這是防止舊部滲透的關鍵措施，當年乃馬真後曾試圖買通東宮侍衛，正是因這嚴苛的交接製度未能得逞。
王惲與孛羅合編的《啟蒙課本》共分十卷，卷一“天地”用蒙漢雙語對照：蒙古文“天”對應漢文“乾”，旁附示意圖——蒙古式的草原星空圖與漢地的八卦圖並列，星點的位置、卦象的線條與《授時曆》《周易》的記載完全一致。課本的活頁用牛皮繩裝訂，可根據教學進度增減，每頁邊緣打三個孔，孔徑一分五厘，與講案的銅釘嚴絲合縫。
“需讓幼主知，”王惲在編纂劄記中寫道，“草原的風與中原的雨，”都是天地常理，“蒙文的‘騰格裡’與漢文的‘天’，”意本相通。蕭虎審閱課本時，在“君臣”篇批注：“需加蒙古‘忽裡台’與漢地‘朝會’的對照，”批注的筆跡與他在《雙紋大紮撒》上的簽注一致，“讓幼主明白，”各族製度雖異，“尊君護民之心則同。”
蒙古宗王脫裡台的舊部在宗正府集會，塔塔兒部千戶捏著東宮護持的名冊拍案：“虎衛營全是漢人與西域人，”名冊上的甲士籍貫標注“中原”“波斯”的占七成，“怎保幼主安全？”他們聯名上書忽裡台大會，要求改用蒙古怯薛護東宮，書尾的狼首印與乃馬真後當年的用印形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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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虎在回駁奏疏中附上《東宮衛籍》，籍中虎衛營的蒙古甲士雖占三成，但均為成吉思汗“四傑”後裔，名冊的批注欄記著“祖父隨西征立戰功”。“護持東宮看忠勇，”他的奏疏用蒙漢雙文，“不看族彆，”奏疏的附件含近三年的安防記錄：虎衛營挫敗三次夜襲，其中兩次由蒙古甲士立功，“就像這《雙紋大紮撒》，”他的目光掃過宗王們，“條文不分蒙漢，”隻論是非。
忽必烈在課上臨摹蒙古文“國”字，筆鋒的轉折深得孛羅讚許——與成吉思汗手書的“國”字神韻相似。王惲趁機講解漢文“國”的含義，用木刻教具演示：“口為城，戈為衛，”他的手指點著教具的榫卯結構，“需文武相濟，”忽必烈突然取下教具的“戈”，換上蒙古文的“箭”字木牌，“這樣更像草原的國，”童聲清脆，王惲立即記入《學況錄》，“幼主善通變，”錄尾附蕭虎的朱批“當善導之”。
課後的射禮上，忽必烈的小弓拉力兩石，箭簇射中靶心的“狼首”與“虎紋”交界線——這是王惲特意設計的靶紙，寓意“文武兼修”。那拉珠爾在《衛護日誌》中記：“幼主射畢必撫箭杆，”箭杆的“至元二十六年造”款識與他的身高比例相合，“似懂器物之重，”這細節後來被蕭虎納入《東宮培養策》，作為“器物認知”教育的依據。
蕭虎每三日巡查東宮一次，巡查路線固定為“外庭課室寢殿”，每處停留一刻鐘，與《巡查則例》的規定分毫不差。在課室，他會隨機抽取課本的活頁，核對王惲的批注與講稿是否一致；在衛營，他親自查驗虎符的勘合，符麵的磨損痕跡需與上次記錄吻合，誤差超過半分便要問責；在寢殿，他細查地磚的夾層，確保應急符牌未被動過，牌麵的“東宮急”字樣需清晰如初。
“東宮是國本，”他對那拉珠爾道，手中的《衛護考成》記著每月的安防評分，最高的“夜衛班”獲賞羊酒，最低的班次需加訓三日，“一絲懈怠，”他的手指點著“乃馬真後夜襲案”的卷宗，“便可能重蹈覆轍。”那拉珠爾的虎符在掌中微微發燙，符麵的虎紋與蕭虎的指痕形成重疊，仿佛一道無形的戒令。
課案上的銅製滴漏原為成吉思汗所用，漏刻的底座刻“西征二十年造”，與蕭虎珍藏的西征符拓片年份一致。王惲的講鞭為棗木所製，鞭梢的裂紋是當年隨忽必烈之父蒙哥伐宋時所留，裂紋處用銅絲修補，與大都太廟的“創業鞭”屬同批木料。忽必烈的硯台是西域和田玉所製，硯池的狼首紋與虎紋並置，為伊爾汗所贈，玉質含硫量與符節標準相同。
“這些器物，”蕭虎對王惲道，目光掃過課室的陳設，“是各族共輔的見證，”滴漏的水流聲、講鞭的輕敲聲、硯台的研磨聲，“合在一起便是國音，”他的手指劃過硯台的並置紋，“幼主日日見之，”自會明白，“大元的江山，”非一族獨有，“需各族共護。”王惲立即將這番話記入《東宮教錄》，作為教學的核心宗旨。
忽裡台大會最終通過《東宮護持新製》，製文用蒙漢雙文鐫刻於青石碑，豎於東宮門外：“虎衛營掌安防，蒙古、漢、西域師資共授學，護持需三方共驗，”碑側刻製度設計者姓名：蕭虎、耶律鑄、孛羅，三人的簽名按“蒙古左、漢右、西域側”排列，與碑文中的各族權益分配對應。
那拉珠爾將新製抄本懸於衛營，抄本的騎縫章是“虎衛營印”“國子監印”“宗正府印”三印疊蓋，與舊製相比，新增“每月向忽裡台報備”條款。王惲的課本終於定稿，最後一卷“守成”篇用兩色絲線裝訂：蒙古文頁用狼毫線，漢文頁用羊毫線，線頭打結處呈“同心結”形。東宮的暮色中，護持的甲士、授課的先生、苦讀的幼主，構成一幅無聲的圖景——這圖景將隨製度的傳承，成為大元長治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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