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5章：漁獵規製至元三十三年冬?貝加爾湖畔）
至元三十三年孟冬，漁官李漁帶著船隊沿貝加爾湖西岸勘察，船艙裡堆滿《漁情日誌》——這是三年來漁民口述與實地記錄的彙總。“每年四月冰融，細鱗魚沿克魯倫河洄遊產卵；七月狗魚最肥；十月哲羅魚聚於深水區，”李漁用木炭在木板上繪圖，標注魚類活動區域，“產卵期捕魚，來年必減產，這是老漁民傳的規矩。”
船隊在湖心設“觀測點”，用鉛錘測水深每十裡測一次），記錄水溫與魚類蹤跡。漁民老鄭撒網試捕，收網後挑出小魚放回：“您看這三寸長的細鱗魚，都是魚苗，現在捕了，夏天就沒大魚了。”李漁在日誌批注：“確定四月至五月為細鱗魚禁漁期，七月至八月為狗魚禁漁期，違者重罰。”
勘察結束後，李漁召集漢蒙漁民開座談會，巴圖部落的老漁翁阿古拉用蒙語補充：“冰下捕魚要看‘冰花’，有冰花處是魚群聚集區，但產卵季冰花最密，絕不能下網。”這些一手資料成為製定漁期的核心依據，兼顧科學監測與部落經驗。
白虎城議事廳內，脫脫與各族代表審議《貝加爾湖禁漁令》。李漁逐條講解：“禁漁期分‘全禁’與‘半禁’——全禁期四月至五月）禁止一切捕魚活動；半禁期七月至八月）允許每日捕魚兩時辰，且隻許釣不許網。”他展示《元史?食貨誌》記載：“國家歲賦於漁，必禁其幼，保其生，方可持續。”
禁漁令特彆保護“產卵場”，在克魯倫河入湖口立“禁漁碑”，碑刻漢蒙雙語：“此為魚產卵地，禁漁期內下網者，罰牛一頭，沒收漁具。”兵卒每日巡邏，在禁漁區拉“警示繩”紅綢纏木杆），繩上掛木牌：“犯禁者按《至元新格》治罪。”
為讓漁民知曉，李漁命人將禁漁令抄在桑皮紙上，貼於市集與部落營地。漢商王茂自願將鋪子外牆辟為“漁令欄”，張謙用雙語書寫：“禁漁非禁食，是為年年有魚，今日少捕，明日多獲。”老漁民們點頭稱是：“朝廷想得長遠，這規矩得守。”
軍器坊內，李鐵牛正按新規改造漁網——網眼尺寸統一為三寸見方用木製量規校準），小於三寸的舊網需加縫粗線擴大網眼。“網眼太小會捕幼魚，”他對來領新網的漁民說，“按軍器監標準，每寸網眼需能通過三個銅錢，過不了的就是不合格。”
蒙古魚叉也需改造，鐵叉齒間距定為五寸，叉頭重量限製在三斤以內過重易傷大魚內臟，影響食用）。李鐵牛演示合格魚叉：“叉魚時刺入深度不超三寸，夠分量的魚才叉，小魚放生。”部落鐵匠阿勒合不服：“我們祖輩用重叉，憑啥改？”李漁拿出實測數據：“去年用重叉的漁民，小魚死亡率比用輕叉的高五成，改了才能多留活魚。”
校準後的漁具需刻“準用”印記，無印記者不得下水。李漁組織“漁具檢查隊”，每日在湖岸抽查，對私藏小網眼的漁民，初犯警告，再犯沒收漁具。老鄭的舊網被查，他感慨：“剛開始心疼改網錢，現在捕的都是大魚，反而劃算。”
為平衡資源利用，李漁製定“漁具分區製”：漢地漁網適用於開闊湖麵水深三丈以上），蒙古魚叉限用於淺水區水深一丈以內）。在湖岸立“漁具分界碑”，碑東畫漁網圖案，碑西畫魚叉圖案，避免工具衝突。
“漁網效率高，適合遠湖；魚叉靈活，適合近岸，”李漁解釋分區邏輯，“若遠湖用叉，費時低效；近湖用網，易傷幼魚，各用其長最合理。”他在《漁具使用冊》標注：“漁網區每日限網次三次，魚叉區限叉魚十條，超額者扣當日所得。”
有漢漁民偷到近岸下網，被巡邏兵卒查獲，按令罰魚十斤充公。脫脫在處理時強調：“分區不是歧視，是按漁具特性分配資源，漢人守網規，蒙古守叉規，誰違規都一樣罰。”公平執行讓各族漁民無話可說，漁具衝突銳減。
使虎部落首領巴圖與駐軍千戶帖木兒在界碑前劃獵區——以湖心界碑為中心，南至月牙河為駐軍獵區，北至肯特山為部落獵區，中間設“共享帶”寬十裡，雙方均可進入，但需提前通報）。李漁在《獵區圖》上紅線標注：“獵區邊界每三裡立石樁，樁頂刻部落圖騰與軍徽，一目了然。”
劃界時爭議激烈，帖木兒想占水草豐美的共享帶，巴圖寸步不讓：“那是我部冬獵主戰場，沒了獵物，族人會餓死！”脫脫調解：“共享帶每月輪換使用，單月歸部落，雙月歸駐軍，獵獲物按比例分潤。”他引用《元史?兵誌》：“邊地獵區，軍民共守，疆界分明，方無紛爭。”
界樁立好後，兵卒與部落武士聯合巡邏，檢查是否越界。巴圖的侄子誤闖駐軍獵區，按令罰獸皮一張，巴圖親自送罰物：“規矩立了，就是親侄子也不能破，不然誰還信界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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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族獵人需持“獵證”出行，證上記錄姓名、所屬族群、獵區範圍。每次狩獵歸來，在入口處登記獵獲：“日期、獵區、物種、數量、重量”，由登記官漢蒙各一人）共同簽字。李漁設計“獵獲牌”：“大獸掛木牌，小獸記竹簡，牌上編號與獵證對應，可追溯來源。”
駐軍獵獲的黃羊、野豬需先報官，部落獵獲的馴鹿、狐狸也需登記。帖木兒不解：“自己打的獵物憑啥登記？”脫脫道：“登記不是要搶，是為統計數量，若某物種驟減，就需禁獵，保你們年年有獵可打。”登記數據每月彙總，李漁在《獵情表》上標注：“十月駐軍獵黃羊三十隻，部落獵馴鹿二十頭，均在合理範圍。”
對未登記的“黑獵”，懲罰嚴厲：駐軍士兵扣俸祿，部落族人罰參與修路三日。這種溯源製度讓獵區管理有了數據支撐，避免盲目捕獵。
脫脫與各族代表商議後，定下“三三製”分配方案：三成獵獲入官充軍糧與官用），三成歸獵人自用，四成納入“共享倉”接濟老弱、備荒年）。李漁算過賬：“按去年產量，入官的夠駐軍兩月糧，共享倉可濟百人半年，自用部分也比往年多。”
分配由“監分官”監督，入官部分需選最肥美的魚、最完整的獸皮；共享倉的魚製成魚乾用鹽醃製，風乾保存），獸肉煮熟後分裝陶罐；自用部分可自由處置，但需按規定繳稅漁稅納魚乾，獵稅納獸皮）。漢漁民張三笑道：“以前打多了怕被搶，打少了不夠吃，現在有規矩分，心裡踏實。”
使虎部落擔心共享倉管理不公，脫脫讓巴圖派族人參與看守：“倉門兩把鎖，漢官一把，部落一把，開倉需兩人同時到場。”透明的管理消除了疑慮，各族都願按比例交賦。
為防分配中舞弊，議事廳設“貢賦監督會”，由各族長老組成，每月檢查共享倉賬目。監督會有權開箱驗物，核對入庫數量與登記是否一致。有次發現入官的魚乾缺斤少兩，監分官被問責，罰俸三月，由李漁重新指派公正者接任。
分配現場允許民眾圍觀，漢蒙雙語報數：“今日捕魚三百斤，入官九十斤，自用九十斤，共享一百二十斤。”報數聲傳遍市集，漁民可當場核對。巴圖的族人檢查獸皮入庫：“這張黃羊皮有破損，不能算上等，需換一張。”監分官立即更換，不敢含糊。
年終審計時，監督會將全年分配清單刻在石碑上，立於市集：“至元三十三年，共入官魚乾三千斤、獸皮百張；共享倉接濟八十戶；自用部分人均增收一成。”公開透明讓“三三製”深入人心，無人質疑不公。
每年秋分，李漁組織“秋獵普查”，用“樣方法”統計物種數量：在獵區設十個“樣方”每方十裡），派專人計數所見魚類、獸類。漁民老鄭懂“魚巢識彆”，能通過水麵氣泡判斷魚群大小：“這片氣泡密，魚群至少百條；那邊氣泡稀，不過二十條。”
獸類普查靠“足跡計數”，巴圖帶著獵手辨認足跡：“這是黃羊腳印，新鮮度不足一日，數量約十五隻；那是馴鹿蹄印，有幼鹿蹤跡，說明種群在繁殖。”他們在《普查冊》上畫簡圖，標注物種、數量、健康狀況，李漁用算盤統計總數：“細鱗魚比去年增兩成，黃羊增一成，狗魚略減，需調整捕獵量。”
普查結果作為來年漁獵調整的依據：狗魚減少則縮短捕獵期，黃羊增多可適當放寬限額。這種基於數據的管理，讓漁獵既保生計，又護生態，避免竭澤而漁。
為強化生態保護，脫脫設立“護漁護獵獎”：舉報違規捕魚者獎魚五斤；發現新魚巢上報者獎鹽一斤；獵獲幼獸主動放生者，免當月一成貢賦。漢漁民李四舉報他人用小網眼，獲獎勵後逢人便說：“護魚就是護自己飯碗。”
懲罰措施也毫不含糊：禁漁期捕魚者，首次沒收漁具，二次罰勞役修補湖岸），三次驅逐出漁獵區。有蒙古獵手偷獵幼鹿，被部落長老當眾批評，罰向共享倉補交鹿肉十斤，還需在禁獵碑前懺悔三日。
這些獎懲讓“生態平衡”從口號變成行動。至元三十三年冬，李漁在年終總結中寫道：“貝加爾湖魚類種群穩中有增，獸類數量回升，漁獵規製初顯成效。”議事廳外的公告欄上，新貼的《生態公報》前圍滿各族民眾，看著上麵的數字，臉上露出安心的笑容——這冰湖畔的漁獵，終將在規矩中代代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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