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4月16日深夜，北京故宮博物院一如往日沉寂肅穆。在珍寶館養性殿內，一聲極輕微的玻璃碎裂聲劃破了夜的寧靜——又一個黑影潛入了兩年前武慶輝作案得手的同一間展室。
此人名叫孫國範，時年36歲，是新中國成立後故宮盜寶案中年齡最大的罪犯。
那一夜月黑風高，孫國範提前數小時就藏身於珍寶館大門外廁所後的陰暗夾道中。他屏息凝神，待到深夜無人之時，方才開始行動。
借著施工留下的腳手架，他像一隻靈貓般攀上高牆，悄無聲息地落入院內。養性殿的展櫃在微弱的月光下泛著幽光，他掏出特製的工具，熟練地撬開窗戶，閃身入內。
展櫃中的金器在黑暗中閃爍著誘人的光芒。孫國範先用利器擊碎陳列櫃玻璃，將數隻精美的金碟金碗儘數取出；接著又撬開另一個展櫃，將裡麵兩枚沉甸甸的金印——一方重達37斤的"皇後之寶"和7斤5兩的"廣運之寶"一一塞進隨身背包。
這些代表著皇權的珍寶，此刻在他手中仿佛隻是尋常的戰利品。
背負著近五十斤的贓物，孫國範循原路返回。攀牆時，背包的重量讓他動作明顯遲緩。
每向上一步都顯得格外艱難，汗水很快浸透了他的衣衫。但這個常年逃亡的慣犯卻甘之如飴——在他的盤算中，這些珍寶足以讓他遠走高飛，從此擺脫東躲西藏的日子。
他咬緊牙關奮力向上攀爬，卻不知自己早已落入天羅地網。
事實上，從他踏入養性殿的那一刻起，中國第一台聲控報警器就已將訊息傳送到保衛處值班室。
這套剛剛投入使用的設備，正是因兩年前武慶輝盜寶案而緊急研發的安防利器。
保衛人員立即出動，同時通知了派出所、公安局及警衛部隊。短短時間內，200多名民警和武警已悄然封鎖故宮各要道，靜待盜賊自投羅網。
當孫國範好不容易攀上牆頭，正欲尋找落腳之處時，卻猛然發現牆外黑影幢幢。
他驚出一身冷汗，揉了揉眼睛，不敢相信眼前景象——方才還寂靜無人的牆外，此刻卻布滿人影。他急忙縮回頭，像壁虎般緊貼牆頭，在光滑的琉璃瓦上匍匐前行。
背包的重量讓他行動艱難，每移動一寸都異常吃力。在生死關頭，他忍痛將兩方最重的金印扔下高牆。
金印落地發出沉悶的聲響，在靜夜中格外清晰。隨後他又趁機跳至廁所屋頂，在傾斜的瓦麵上艱難爬行，琉璃瓦的光滑表麵讓他幾次險些失足滑落。
儘管已丟棄最重的金印，背包仍然沉重。在求生與貪婪之間，他再次打開背包，取出兩件金器丟棄房頂，卻仍舍不得全部放棄。
當他艱難爬行至繪畫館西南角的圍牆時，一束強光突然直射麵部，刺目的光線讓他瞬間失明。
"不許動！動就開槍了！"牆下傳來威嚴的喝令。
孫國範頓時僵在原地，大腦一片空白。牆下腳步聲四起，無數手電光束將他照得無所遁形。
幾名民警迅速架梯而上，將這個膽大包天的盜賊擒獲。在他被帶下牆頭的那一刻，背包中的金器發出清脆的碰撞聲，仿佛在訴說著這個不尋常的夜晚。
經現場清點，孫國範背包內尚有1隻金酒杯、4隻金碗；偵查人員在房頂找到2件金手爐蓋，牆下尋回兩枚金印。
所有贓物過秤，總重達48斤。其中最珍貴的當數那方"皇後之寶"，不僅重量驚人，更具有重要的曆史價值。
然而，抓捕過程的順利與後續的審訊形成了鮮明對比。孫國範是個狡猾的慣犯，審訊過程異常艱難。
他先是自稱張振昌，山東濟南人，以修自行車為生。當預審員追問細節時，他又改口稱自己叫徐學達，是山東桓台縣的農民。
"俺家中有老婆和三個孩子，"他聲情並茂地編造著故事，"今年4月背了70斤地瓜乾到天津，想賣了換點棉花。
人家說俺私自賣東西違法，把地瓜乾給沒收了。俺走投無路，這才上了北京偷皇宮來了。"
警方立即聯係山東桓台縣公安局核查，對方回複確有其人，但孫國範對當地情況的描述漏洞百出。
最關鍵的是，指紋鑒定結果顯示，他的指紋與1957年蘭州萬元手表盜竊案、1959年鄭州巨款盜案現場遺留的指紋完全一致。
在確鑿證據麵前，孫國範仍負隅頑抗，又編造出新的身份："我不叫徐學達，叫徐學蓉，老家是山東桓台縣鎖鎮公社徐家村的。生父徐文易是西安人，我是他和濟南一個女人的私生子……"
經過十六次審訊，這個慣犯終於崩潰。他要了一支煙，狠狠吸了幾口後將煙頭摔在地上："我算是服了你們幾位了！以前走南闖北偷東西，被抓住七回，從沒說過實話，最後都放了。這回，我看是過不去了。"
他最終交代了真實身份：孫國範，外號孫黑子，河南舞陽縣人。1949年從國民黨軍隊攜槍潛逃，搶劫典當行時殺害老板，越獄後流竄多地作案十餘年。
1962年12月，孫國範被依法判處死刑，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因盜竊故宮珍寶被處決的罪犯。
而此案也標誌著故宮安防正式進入人防、物防與技防相結合的新時代，為中國博物館安防工作寫下了重要的一筆。
喜歡90年代大案係列請大家收藏：()90年代大案係列書更新速度全網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