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15日晚上8點整，北京市某商貿有限公司總經理程玉龍，在單位與同事結束牌局後，獨自一人走入夜色之中，從此如同人間蒸發，音訊全無。
這位平日裡嚴謹守時的總經理，在消失前的牌局上，還曾數次接聽手機，對電話那頭的人說著：“晚8點以後再打。”誰也未曾料到，這竟成了他留給世界的最後話語。
程玉龍的失蹤來得異常突然。第二天，他沒有出現在辦公室，手機處於關機狀態，這在他多年的職業生涯中是從未有過的事。
第三天、第四天，他依然沒有露麵，同事們感到不安，電話打到他家裡，妻子智萍接聽後頓時慌了神：“他已經三天沒回家了，我還以為單位有急事，他住單位了！”一種不祥的預感籠罩下來。
4月19日上午，心急如焚的智萍和程玉龍的弟弟程玉虎，一同來到北京市公安局刑偵總隊偵查大隊四隊，報案求助。
刑偵總隊四隊受理此案後，副隊長王忠清和偵查員劉秉國第一時間詳細詢問了智萍。
據智萍反映，程玉龍身體健康，性格開朗，家庭和睦，與鄰裡同事關係融洽，似乎沒有任何理由會突然“走失”。
隊長苑士傑隨即指派經驗豐富的偵查員李平河、張陸發等人，前往程玉龍所在的商貿公司進行深入走訪。
公司員工們普遍反映，程總經理為人正派，業務能力突出，深得大家敬重，此次上任總經理也是眾望所歸。
在單位裡，他幾乎從未與人結怨。唯有一條線索引起了偵查員的注意：前些日子，程總曾與在公司租用門臉房經營“送誠水站”的經理朱鐵鬆發生過一次爭執。
原因是續簽合同時，程玉龍調整了租賃方案，將朱鐵鬆原先70多平方米的店麵換成了58平方米，月租金卻從1700元提高到了2000元。
為此，兩人吵得麵紅耳赤。除此之外，再無人提供其他有價值的矛盾信息。
程玉龍失蹤後，單位和家屬也曾到白紙坊派出所報案，但被告知需向戶口所在地派出所申報。
綜合這些情況，偵查員們敏銳地意識到：一個事業順利、家庭幸福、人際關係良好的公司總經理，絕無可能無故消失。
在請示領導後，一場深入的調查正式展開。
在幾乎零線索的情況下，李平河、張陸發、劉秉國等偵查員決定從程玉龍的手機通話記錄入手。
海量信息中，一個新出現的手機號碼130開頭顯得格外紮眼。
這個號碼在4月14日、15日兩天內頻繁呼叫程玉龍的手機，通話一直持續到15日晚上8點左右，而16日之後，這個號碼便徹底沉寂。
經查，該號碼為14日上午剛購買的“如意通”預付費卡，無法查到購卡人信息。
更關鍵的是，此卡啟用後撥出的第一個電話，正是打往“送誠活力商貿中心”——朱鐵鬆的水站。
就在警方緊鑼密鼓地調查朱鐵鬆及其商貿中心的座機通訊記錄時，又一個可疑號碼138……浮出水麵。
這個外地手機號曾多次漫遊至北京並與送誠水站聯係。
4月21日晚11點，程妻智萍在家中接到了這個138……號碼的來電，聽筒裡卻傳來模糊而凶狠的威脅聲：“說！你快說！說呀！”這通電話讓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4月27日上午10點半，智萍再次接到該號碼來電。
對方這次詢問她是否認識一個叫“鞠遇春”的人，並自稱“鐵軍”，是齊齊哈爾市公安局刑警支隊的，還留下了所謂的“聯係方式”。
偵查員李平河迅速與齊齊哈爾警方核實，發現並無此人。
當地警方反饋了一條重要信息：他們曾在二手手機市場抓獲一名叫鞠遇春的內蒙古籍男子紮魯特旗人）。
其身上查獲的正是138……號碼的手機，以及摩托羅拉手機、帝舵手表、漢顯bp機等物品。
鞠遇春聲稱這些物品是在秦皇島偷竊所得，但因失主未報案，警方隻得對其辦理取保候審後釋放。
5月4日，偵查員帶著程玉虎火速趕往齊齊哈爾。
當程玉虎看到那隻帝舵手表、漢顯bp機和手包時，眼淚瞬間湧出，他哽咽著確認，這些正是哥哥程玉龍隨身攜帶的物品。
至此，程玉龍失蹤案性質突變，警方判斷其很可能已遇害，鞠遇春成為重大嫌疑人。
偵查員們立即奔赴內蒙古紮魯特旗鞠遇春的老家調查，發現鞠時年26歲，有打架鬥毆的前科。
同時，通過調取138……號碼的通話清單，發現另一個手機號130……與之聯係密切。
查閱鞠遇春被扣的通訊錄，這個號碼赫然在列，機主登記為“陳山西”。
公安信息係統查詢顯示，鞠遇春和陳山西二人均曾暫住在北京前進棉織廠勞服院內——而這裡，正是朱鐵鬆的送誠水站所在地。
陳山西是河南許昌人，45歲，有盜竊罪前科。更重要的是，在程玉龍失蹤後，鞠、陳二人同時離開了送誠水站，不知所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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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線索都指向了朱鐵鬆、鞠遇春、陳山西三人。警方分析，因租金糾紛心生怨恨的朱鐵鬆，有重大作案動機。
經批準，警方對三人正式辦理刑事拘留手續，並對在逃的鞠、陳二人進行網上通緝。
為避免打草驚蛇，偵查隊決定從監控陳山西的手機信息入手，同時在外圍排查鞠遇春的社會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