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1月11日晚上八點，鄭州城已被初冬的寒意籠罩。
某學院教師樓二樓的一戶人家門口，正無聲地滲出一灘清水，漫濕了走廊。這異常的水跡，正是這起震驚全國血案的第一絲征兆。
報案人向女士此刻正渾身發抖地站在門外。
她帶著哭腔向迅速趕到的警方敘述：“今天下午我往家裡打電話就一直沒人接，以為是爸媽出去散步了。
可到了晚上，電話還是沒人接，我心裡就咯噔一下，趕緊跑了過來。
敲門沒人應，卻看到門縫在往外滲水……我著急過來，鑰匙忘了帶，是讓我丈夫後來送來的……”
當她用那把冰冷的鑰匙打開家門，迎麵而來的是一股混雜著血腥味的潮濕氣息。
客廳裡，她六十三歲的父親、大學副教授向東方，歪倒在沙發上，已無生機。
廚房門口，她五十六歲的母親、同樣身為副教授的劉怡，俯臥在地，身下是一片暗紅。
電話線被粗暴地扯斷，廚房的水龍頭卻大開著，自來水汩汩流淌，淹沒了客廳的地麵，也衝散了可能存在的罪證。
向東方、劉怡夫婦在校園內雙雙遇害，此案猶如一枚重磅炸彈，打破了學術殿堂的寧靜，在社會上引發巨大波瀾，更引起了省委、省政府乃至公安部的高度關注。
公安部副部長親自批示，要求河南公安機關全力速破。各級領導相繼親臨現場，坐鎮指揮。
市公安局火速成立了“11·11”專案組，調集精兵強將展開偵查。
然而，現場勘查工作從一開始就陷入了困境。
肆虐的清水嚴重破壞了犯罪現場，足跡、指紋等關鍵痕跡物證幾乎被衝刷殆儘。首夜的勘驗，收獲寥寥，案件蒙上了一層厚重的迷霧。
11月12日，轉機終於出現。足跡鑒定專家鄭德才受省公安廳委派，攜同技術人員韓均良等人趕赴現場。
麵對幾乎被判定為“無價值”的現場，鄭德才沒有氣餒。
他重新組織技術人員，進行了細致分工，鼓勵大家不放過任何角落，進行地毯式搜索。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案發當晚因全市停電而尚未被仔細勘查的北麵陽台地麵上，他們終於有了重大發現——五枚殘缺不全、若隱若現的灰塵足跡！這無疑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珍貴線索。
鄭德才俯下身，幾乎將臉貼到地麵，戴著老花鏡，用放大鏡一寸寸地審視著這些模糊的印記。
經過整整一天的潛心分析和反複比對，他得出了關鍵結論，並在案情分析會上向翹首以盼的各級領導彙報：
“根據現場足跡判斷，犯罪嫌疑人係一名青壯年男性，單獨作案。
其身高約在一米七五，年齡在二十五至二十八歲之間，體態中等偏瘦，作案時穿的是軟底皮鞋。”
為進一步縮小範圍，他們還精心繪製了現場足跡的鞋底花紋結構示意圖。
一時間，印有罪犯體貌特征和鞋印圖案的協查通報，雪片般發往全國各地。
一場大規模排查就此展開，五百多名警力、武警在市區各處要道設下一百多個卡點，形成嚴密包圍圈。
媒體也發布了《協查通報》，動員群眾提供線索。專案組民警更是分成數十個小組，對案發地周邊進行地毯式走訪。
然而，麵對數萬流動人口，排查工作如同大海撈針，一周過去，二十多名嫌疑對象被逐一排除，案件偵破再次陷入僵局。
此時，真正的凶手婁大明，時年二十七歲，早已如驚弓之鳥，
逃離了鄭州警方布下的天羅地網，竄至南方某市。他租住在南湖區一家不起眼的小招待所裡，惶惶不可終日。
從鄭州老教授家中搶劫得來的數千元現金、國庫券及金銀首飾，很快被他揮霍一空。經濟的窘迫，再次點燃了他犯罪的邪念。
為了這次作案，他精心策劃，甚至將住處更換到了更偏遠、更不易被察覺的城市邊緣的另一家招待所。
他用從報紙上撕下的一角，記下了新招待所的地址和電話。
然而，正是這個看似謹慎的舉動，最終成了他落網的導火索。
辦理入住後，他或許出於心虛，沒有丟棄那張紙條，而是揉成小團，塞進了自己的口袋。
經過數日踩點，他將目標鎖定為某鎮一棟高層住宅裡的兩名年輕打工妹。
11月23日夜晚，婁大明懷揣尖刀，潛伏在小區外。他看到其中一名叫小玉的姑娘獨自回家後，便尾隨而上。
他叩響房門，戴著隻露雙眼的頭套，冒充自來水公司查表人員。
善良的小玉剛打開門，便被婁大明猛地闖入，掐住脖子按倒在沙發上，遭受了幾個響亮的耳光。
在威逼下，小玉被用扯斷的電話線反綁雙手，嘴巴也被膠帶封住。
婁大明開始在屋內翻箱倒櫃，卻隻搜出二百多元現金。
這遠遠達不到他的預期。他掏出尖刀，逼問小玉存折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