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的轉折發生在一個普通的上午。王玉娥正在街邊賣菜，一個四十多歲、操著外地口音的女人走到她攤前：
“你叫王玉娥吧？賣菜一天能掙幾個錢？我給你點東西賣，保管你掙大錢，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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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投無路的王玉娥答應了。
從第二天起，這個女人經常給王玉娥一些衣服、鞋帽等日用品轉賣。
王玉娥後來知道這個女人叫吳月翠，是湖南人，大家都叫她“老蠻子”。她也漸漸明白，這些商品來路不正。
一天，王玉娥照例去吳月翠那裡取貨。吳月翠對她說：“天天哪有這麼多東西給你賣？你想多掙錢，就得像我們一樣去車上偷。火車上的東西多得很！”
王玉娥的心動搖了。她確實聽說過：要想富，偷鐵路，很多人都靠這個發了財。想到兒子營養不良的小臉，想到租住的破舊房屋，她最終點了點頭。
從此，她成了“車匪路霸”中的一員。白天睡覺，晚上行動。
後來，她甚至把家中的兩個年幼妹妹也拉上了這條“致富路”。隨著盜竊次數的增多，一遝遝鈔票裝進了她的腰包。
王玉娥這輩子從來沒見過這麼多錢！經事後查明，她共參與盜竊了價值九萬多元的鐵路物資。
五、逃亡與終結：法網難逃
1990年3月25日，王玉娥在作案時被鐵路公安機關當場抓獲。由於當時公安機關還不完全清楚她的犯罪程度，她隻是被臨時看押。
在羈押期間，王玉娥追悔莫及。她最放心不下的是被鎖在家中的孩子。一次解手時，她趁看守不備，翻過廁所圍牆逃跑了！
她一路狂奔回家，拉起孩子就開始了逃亡生涯。湖北、湖南、河南，她們母子輾轉多地，天天東躲西藏。
最終，她又冒險回到了故鄉南陽。在車站附近，一個叫任國順的男人收留了她們。她似乎又有了一個“家”。
1991年12月25日上午，鐵路司法機關在南陽車站召開公開宣判大會。盜竊鐵路運輸物資近十九萬元的李國有、吳月翠等五名主犯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槍決。
王玉娥竟然也來到了宣判會場。或許是想看看昔日“夥伴”的下場，她忘記了自己逃犯的身份。就在人群中，有人認出了她。
第三天，她就被抓獲歸案。
知道自己最終的結局已定，王玉娥望著嚇呆了的孩子，流著眼淚說：“孩子，給你任伯伯磕個頭，往後就跟他過日子吧！”孩子順從地跪在地上，給任國順磕了個頭。
這一刻，成了母子倆的永彆。
1992年8月13日，鄭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經過公開審理，一審判處王玉娥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經進一步審理，駁回王玉娥的上訴，維持原判。
六、情與法的拷問
當這一判決最終公布時，了解王玉娥全部身世的檢察官情不自禁地掉了眼淚。王玉娥的哥哥、弟弟也痛哭著，懇求將外甥帶回家中撫養。
但王玉娥拒絕了！她永遠忘不了當初被家人“白眼”相逼的苦日子。
審理此案的法官、檢察官以及辯護律師，無不對王玉娥的遭遇抱有同情。然而，法律是無情的，它不相信眼淚。
那麼，究竟是誰逼迫王玉娥成了“賊”呢？
是那個索要一千五百元“風險保證金”的嫂子？是那個迷信“妨主”、對她施暴的丈夫？是那些嫌棄她“帶子歸家”的娘家人？還是那個教唆她“偷鐵路致富”的吳月翠？
或許都是，又或許都不是。
王玉娥的悲慘遭遇，確實受到了包括執法人員在內的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這種同情，是社會正義與人間真情的一種自然流露。
因為她走上犯罪之路，確實有著家庭、親人和社會環境等多方麵的客觀因素。
然而，麵對悲慘的命運和不幸的人生，王玉娥在自我把握上發生了重大偏差。
在困難與絕境麵前，她最終選擇了損害他人、危害社會的道路。這個錯誤的抉擇，讓她必須接受法律最嚴厲的處罰。
1993年的那聲槍響，不僅結束了一個年輕的生命，更留下了一個沉重的問號——當一個人被生活逼到絕境時，社會該如何給予他們守住底線的力量和希望？
這個問號，至今仍在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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