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曼哈頓，地區檢察官羅伯特·卡普蘭的辦公室
與比佛利山莊臥室的私密溫熱截然不同，這裡的空氣凝重得如同暴風雨前悶熱窒息的低氣壓。
清晨的陽光被厚重的百葉窗切割成一道道慘白的光束，斜斜地打在羅伯特·卡普蘭檢察官疲憊不堪的臉上，在他深陷的眼窩和法令紋處投下濃重的陰影。
辦公室裡彌漫著隔夜咖啡的酸澀和文件堆積產生的紙墨氣味。
通常需要耗費數周甚至更長時間的大陪審團成員篩選和召集流程，在檢察長辦公室某種不言自明的“特彆關注”和“優先處理”的指示下，以前所未有的效率推進著，竟然在一周內就已接近完成此刻距離開庭審議隻剩最後一天）。
這種異常的速度本身，就是一種無聲的壓力。
“我們……不能起訴武田幸人。”卡普蘭的聲音乾澀沙啞，仿佛砂紙摩擦著木頭。他將一份薄薄卻重若千鈞的文件，推向坐在他對麵的首席凶殺案檢察官艾琳·莫斯利。
文件的標題冰冷而刺眼：《關於武田幸人槍擊致死特洛伊·約翰遜一案不予起訴的決定備忘錄》。
艾琳·莫斯利，一位以強硬和公正著稱的女檢察官，沒有伸手去碰那份文件。
她雙手抱胸，身體向後靠在椅背上，銳利的目光像兩把淬火的匕首，死死釘在卡普蘭臉上：“鮑勃，給我一個理由。一個能讓我自己晚上睡得著覺、能讓我在法庭上站得住腳的理由！”
她的聲音因為壓抑的憤怒而微微顫抖：“特洛伊·約翰遜死在那棟豪華公寓樓的公共走廊！武田幸人是隔著那扇經過加固的實木門開的槍！
紐約州的‘城堡法’保護的是家宅‘內部’免受‘非法侵入’時的自衛權，不是讓你在威脅還被一道堅固屏障阻擋在外時，就隔著門進行‘先發製人’的致命射擊！
任何一個有基本理性的陪審員都會問：他為什麼不能退到安全屋，鎖上門，然後報警？為什麼選擇的是隔著門盲射？！”
“理性？”卡普蘭發出一聲近乎絕望的苦笑，手指重重地敲了敲桌上另一邊堆積如山的卷宗——那是理查德·斯特林領導的豪華律師團提交的厚厚材料。
“艾琳，當你的家門被一把消防斧劈砍，金屬鎖舌都在尖叫變形的時候，法律要求的‘絕對理性’本身就不理性。斯特林找來的‘安全專家’會作證，那扇門在被劈砍的第三下就已經失去了大部分防護功能。‘即時性威脅’——這是我們唯一需要說服陪審團的關鍵。”
他頓了頓，拿起杯子喝了一口冷掉的咖啡，試圖濕潤乾痛的喉嚨，聲音壓得更低，帶著一種無力感：
“而且，斯特林提供了新的…‘背景證據’。他們挖出了特洛伊·約翰遜之前幾次輕微的街頭鬥毆和破壞財物記錄，雖然連輕罪都算不上，但足以在法庭上把他描繪成一個‘有暴力傾向’的人。
反之，武田是擁有常春藤聯盟博士學位的跨國公司高管，納稅記錄良好，是社區意義上的‘模範公民’。在‘合理性恐懼’的天平上，你覺得一個由普通紐約市民組成的陪審團會傾向誰？”
一直沉默地站在窗邊的媒體關係主管戴維·陳轉過身，臉色凝重地插話，他的聲音帶著對輿論風暴的深切擔憂：“鮑勃，法律層麵的攻防我們可以留給法庭去辯論。但輿論的審判庭已經提前做出了判決。
不起訴？這意味著我們地區檢察官辦公室變相承認：一個人在自家門內，隻要‘主觀感知’到威脅——哪怕這個威脅還被一道堅固的門擋在外麵——就有權使用致命武力。
這會被無數人解讀為司法係統向富人、向那些擁有頂級安保住宅的人傾斜，為他們開了‘以恐懼為名進行私刑’的綠燈！
naacp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和整個民權社群會認為我們親手撕碎了正當防衛的法律底線，後果不堪設想！”
“那起訴呢？！”卡普蘭猛地抬起頭，布滿血絲的眼睛死死盯住戴維，聲音陡然拔高，帶著一種被逼到絕境的激動，“以過失殺人，甚至二級謀殺罪起訴武田幸人？然後呢？你有多少把握？
在斯特林那種頂級訴訟律師、還有他背後三菱集團聘請的龐大專家團的圍剿下，你有超過五成的信心，能讓一個紐約陪審團‘排除合理懷疑’，一致同意判定武田‘beyondareasonabedoubt’超越合理懷疑）有罪嗎？！”
他不需要他們回答。辦公室內死一般的寂靜已經給出了答案——勝算渺茫，甚至可能不足三成。
當然，卡普蘭不會提及不久前麵臨的壓力來源。
他回想起之前與朱利安尼那次短暫的、氣氛微妙的私下會麵。
朱利安尼拍著他的肩膀，語氣“懇切”：
“鮑勃，這個案子很棘手，我理解。但紐約的法治精神不能因為街頭的威脅而動搖。我們必須相信程序，一個完整、公正的程序。我注意到公眾對此事關注度極高，拖延隻會滋生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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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你的上級，我授權並建議你，立即啟動大陪審團程序，並確保其高效、透明地運行。我的辦公室會全力支持你，提供一切必要的資源，排除任何不必要的行政乾擾。”
朱利安尼的介入，對於卡普蘭來說，是把雙刃劍。一方麵，這給了他一個頂頭上司的明確指令，讓他可以部分卸下個人責任。另一方麵，這壓力變得更具體、更無法抗拒。
“如果我們起訴然後敗訴，”卡普蘭一字一頓地說，“那傳遞的信息會更可怕：司法係統無法保護一個在自己家中、麵對斧劈家門的人。全城的房產主、中產階級會立刻倒向武田一邊，認為司法係統背叛了他們。那時的撕裂，將是整個社會結構的撕裂。”
他疲憊不堪地起身，說出了壓在心頭最重的石頭：“市長辦公室、州長辦公室，甚至……一些來自華盛頓的‘非正式關切’，都在反複詢問同一個問題：這個案子，有沒有可能找到一個‘軟著陸’的方案？紐約……再也經不起另一場‘中央公園五人案’式的信任危機了。艾琳，戴維，你們應該都還記得，才過去兩年不到。”
“中央公園五人案”這個詞，像一道慘白的閃電，驟然劈開了辦公室內沉悶壓抑的空氣。
戴維和艾琳的臉色瞬間都變得異常難看。
那起案件初期，在媒體煽動和公眾憤怒下，司法係統承受巨大壓力，快速起訴並定罪了五名青少年，但如今質疑審訊程序和證據可靠性的聲音越來越大，已成為紐約司法史上一個隱隱作痛的瘡疤。
卡普蘭繼續道，聲音低沉而沙啞：“當時，整個城市、所有媒體都在呼籲快速定罪，將那五個孩子描述成‘野獸’。我們……整個司法係統，在那種排山倒海的壓力下，給出了一個某種程度上‘大眾當時想要的判決’。
但如果……如果在這個案子裡，我們因為害怕可能發生的街頭騷亂，就迫於壓力，去起訴一個證據鏈存在巨大爭議、自衛辯護理由相當有力的日裔高管……”
他停頓了很長一段時間，讓接下來的話像巨石般砸在每個人心上：“……萬一，我是說萬一，陪審團最終判武田無罪，或者——更糟的是，就像現在越來越多人開始猛烈抨擊‘中央公園五人案’的審訊過程一樣——未來某天出現新的證據，讓人們覺得我們今天的起訴是草率的、是帶有種族或階級偏見的。
那引發的將不僅僅是一場騷亂，而是對整個紐約司法係統信任的嚴重質疑。那種係統性的信譽破產，會比不起訴的眼前後果，要嚴重得多。”
“不起訴，會點燃一把大火，但火勢或許還能被控製在街頭。起訴後敗訴，等於承認了整個係統的無力，那將是信任的徹底崩塌，火會燒進每個人的客廳。會燒進每個人的心裡，燒掉這座城市的法治根基。”
卡普蘭重重地坐回椅子，雙手用力揉著臉。
“所以，你們告訴我，是應該賭上整個紐約司法係統的未來，去博一個渺茫的勝訴希望？”卡普蘭的聲音從指縫中傳出，充滿了疲憊，“還是……讓我個人，讓這個地區檢察官辦公室，去承受眼前的烈火焚身？””
艾琳·莫斯利看著他，眼神裡最初的憤怒和銳利，漸漸被一種深沉的、無可奈何的悲哀所取代：
“所以，我們最終的選擇，是政治權衡下的‘兩害相權取其輕’，而不是法律原則上的‘疑罪從無’、‘程序正義’？我們用特洛伊·約翰遜這一個黑人青年的死亡和無法伸張的正義，去換取…所謂的‘整體穩定’？”
卡普蘭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尖銳的問題。他緩緩轉過頭，望向百葉窗縫隙外那座在晨曦中蘇醒的、龐大而複雜的城市，喃喃自語，像是在說服自己，又像是在向誰懺悔：
“艾琳，我的工作不是追求抽象的、完美的正義。我的工作是…在現有的規則和這該死的、複雜到極點的現實裡，做出一個能讓這座城市…至少還能勉強運轉下去的決定。這個決定是錯的，我知道。但另一個選擇，在我看來，是拉著所有人一起……墜入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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