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局大廳的政策彙編與帶墨的指尖
某市教育局辦事大廳總飄著淡淡的油墨香，我攥著傳單蹲在休息區的長椅旁，看高建明穿著挺括的深灰色西裝忙碌。他的左胸彆著銀色工作牌，照片上的他眼神堅定，口袋裡揣著本折角的《義務教育招生政策彙編》，書頁邊緣被反複翻看磨得發亮；左手按著厚厚的入學審核材料，某頁貼著張藍色便簽，寫著“需補充戶籍證明，聯係李姐”；右手握著鋼筆逐頁批注——指尖因長期簽批文件泛著薄繭，指縫裡藏著點墨水，是每天審核50份入學材料、接待20組谘詢家長蹭上的，連指甲蓋邊緣都沾著點淡黑。
他的辦公桌永遠擺著三樣東西：泡著綠茶的保溫杯，茶底沉著幾顆枸杞，是常年說話多用來護嗓子的；記滿“家長訴求”的筆記本，某頁寫著“李姐孩子跨區入學，缺房產證明，需耐心解釋政策，幫她列材料清單”；還有張貼滿便簽的學區地圖，上麵用紅筆標注“今年新增2所小學，需調整3個老舊小區學區範圍”。午休時，他會靠在椅背上揉眉心，眉頭輕輕皺著，手機卻不停響——有時是學校谘詢招生細則的電話，有時是熟人托關係的私信，他總說“招生無小事，每個孩子的入學，都牽著一個家庭的期待，不能馬虎”。
上周暴雨夜，我送晚班傳單到教育局門口，撞見他對著手機沉默。暮色透過玻璃門照進來，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手機屏幕亮著老同學發來的消息：“建明，我侄子想進實驗中學，差1分，你通融下，節後給你送點‘心意’”，後麵還附了個轉賬二維碼。而他的辦公桌上，攤著剛整理好的“特殊困難家庭入學名單”，最上麵是位單親媽媽的申請——她帶著孩子租住在學區內，因房產證沒辦下來麵臨調劑，高建明正幫著協調學校預留名額。
這時保安送來個匿名包裹，外麵沒寫寄件人，他拆開一看，是兩條高檔香煙和一張2000元的購物卡。他趕緊叫保安登記上交，轉身給老同學回消息：“政策底線不能破，我幫你侄子申請補錄名額，但絕不能搞特殊，補錄要按規則來”。後來我才知道，他為了這個補錄名額，連續三天加班核對補錄規則，確認符合條件後才提交申請，卻拒絕了老同學所有“私下感謝”，自己還掏腰包給那位單親媽媽打印了材料清單，怕她跑第二趟。
幫教育局送早班傳單時，我見過他在茶水間偷偷貼頸椎貼。他背對著門口，把西裝的衣領往下拉了點，露出貼在頸椎上的黑色膏藥，邊緣還卷著邊——是長期低頭看材料、改學區草案落下的職業病，卻不敢讓同事看見，怕被說“扛不住壓力，不適合當主任”。
剛貼好膏藥，辦事大廳就傳來爭吵聲。一位穿紅色外套的家長拍著桌子哭鬨：“憑什麼我家孩子不能進重點小學？你們就是看人下菜碟！我鄰居家有關係，孩子就能進，我家的就不行！”高建明趕緊走過去，先給家長遞了瓶水：“您彆激動，坐下來慢慢說，我幫您看一下情況”。他拿出學區劃分文件，翻到對應的片區：“您家房產在學區邊緣，今年因生源超額，按政策需調劑到相鄰的陽光小學，那邊的師資和硬件都不差，跟重點小學是聯盟校，教學資源共享”，又補充道：“我幫您對接陽光小學的招生老師，您可以先了解下學校情況，再做決定”。
等家長情緒平複離開，他才發現自己的襯衫後背已經被汗水浸濕，頸椎貼也因動作幅度大掉了一半。他的抽屜裡，藏著本“爭議處理筆記”，某頁用鉛筆寫著“遇到家長情緒激動，先遞水再解釋，彆激化矛盾；多講政策依據，少講官話套話”，旁邊畫著個小笑臉，像是在給自己打氣。
掃街時撿過他扔掉的材料草稿紙，揉得皺巴巴的，上麵用鉛筆標著“今日拒絕托關係請求3次（老同學1次，親戚2次）”“幫特殊困難家庭協調入學2例（單親媽媽1例，留守兒童1例，需跟進後續材料）”。那天傍晚，我看見他在教育局門口給一位拄拐杖的老人講解入學政策，老人耳朵不好，他就湊到老人耳邊，一字一句地說，還把重點內容寫在紙上，直到老人聽懂為止。這種“對規則堅守到極致，對弱者心軟到妥協”的堅持，曾讓我蹲在長椅旁鼻尖發酸：原來有人把“招生辦主任”當成戰場，每一次拒請托都是對公平的守護，每一次幫弱者都是對初心的回望，那些看似刻板的規則背後，藏著比權力更沉重的“教育責任”。
後頸的麻意襲來時，我正靠在大廳的柱子上打盹，夢裡全是文件的翻頁聲與家長的谘詢聲。月光透過玻璃窗照進來，在地上投下細碎的影子，像極了他筆記本上的字跡。
二、政策文件旁的荊棘與掌心的溫度
再次醒來時，頸椎傳來陣刺痛。我猛地坐起來，發現自己趴在高建明的辦公桌上，麵前的電腦還亮著學區劃分草案，手機在褲兜裡震動不停，是淩晨6點的消息提醒——分管副局長的工作提醒“今天上午9點開學區劃分研討會，把調整草案再核一遍，重點核對新增小學的覆蓋範圍，彆出疏漏”、表哥發來的私信“建明，我兒子想進三中，你幫著打個招呼，我已經在你家樓下了，帶了點土特產，都是你愛吃的”。
窗外天剛亮，馬路上的車漸漸多了起來，清潔工推著掃地車走過，發出“沙沙”的聲響。我這才驚覺，自己變成了高建明。
摸向頸椎，昨晚改學區草案到淩晨的酸痛還在，像被重物壓著；指尖沾著的墨水還沒洗乾淨，是昨晚核對材料時蹭上的。辦公桌的文件櫃裡，壓著三份“生存難題”：年度招生任務表，紅色標注“今年義務教育階段入學人數比去年多800人，需新增2個學區，確保零超員、零投訴”；待處理訴求清單，“特殊困難家庭入學申請15例，需逐一核實情況，本周內給出答複”；還有張家庭的“隱性壓力”便簽，“女兒明年中考，想讓她進重點高中，卻沒敢用自己的職權打招呼，怕破壞規則”。
我摸向西裝內袋，裡麵藏著兩樣東西：手寫的“招生初心”便簽（“1.不接受任何禮品禮金；2.特殊情況優先走政策通道；3.每天複盤是否有疏漏”）、家庭合影（妻子抱著剛上初中的女兒，背景是家門口的老槐樹）。手機銀行APP顯示，家裡的存款剛夠女兒的補課費，而表哥帶來的“土特產”，正放在家門口的鞋櫃上——今天必須在規則內處理所有事，既不能辜負局裡的信任，也不能讓家人覺得“不近人情”。
早上7點半，我提前到單位。剛打開電腦，就把學區劃分草案調出來逐頁核對——今年新增的2所小學，涉及3個老舊小區的學區調整，這三個小區的家長之前已經來谘詢過好幾次，稍不注意就會引發爭議。我把每個小區的適齡兒童人數、學校的師資配置、距離遠近都重新核對了一遍，在有爭議的地方用紅筆標注，準備在研討會上重點討論。
8點整，辦事大廳剛開門，就有位拄著拐杖的老人顫巍巍地走進來，手裡攥著個布包：“同誌，我孫子戶口跟我在一起，兒子兒媳在外地打工，能不能在咱們區上學啊？我跑了好幾趟，都沒問清楚”。我趕緊扶老人坐在休息區的椅子上，拿出《義務教育招生政策》，翻到“戶籍入學”那頁：“大爺，您彆著急，隻要孫子的戶籍在咱們區滿3年，且實際居住在這裡，就能申請入學。我幫您列個材料清單，您按這個準備，不明白的地方隨時問我”。
說著，我掏出紙筆，把需要的戶口本、居住證明、監護人委托書等一項項寫清楚，還標注了“可委托社區幫忙複印材料，不用自己跑”。老人接過清單，激動得手都在抖：“太謝謝你了，同誌，你真是個好官，我之前問了好幾個人，都沒你這麼耐心”。我笑著搖搖頭：“應該的，這是我該做的”，目送老人離開後，才發現自己還沒來得及喝口水。
上午9點，學區劃分研討會準時開始。參會的校長們對學區調整有分歧，A小學校長皺著眉說：“我們學校的招生範圍太大了，今年適齡兒童有300多人，師資根本不夠，肯定忙不過來”；B小學校長也附和：“我們學校範圍太小，資源浪費，不如把A小學的幾個小區劃給我們”。
我拿出前期調研的數據表，放在會議桌上：“大家彆著急，我們前期做了三個月的調研，按‘就近入學+師資均衡’原則，把A小學的2個小區劃給B小學，這兩個小區離B小學更近，走路隻要10分鐘；同時，我們給A小學調配2名骨乾教師，再招聘5名新教師，保證教學質量。另外，對於特殊困難家庭，我們開通綠色通道，材料不全的可先登記，後續補報，不讓一個孩子因材料問題耽誤入學”。
校長們看著數據，沒再反駁，研討會順利結束。我剛想喝口水，手機又響了，是表哥發來的消息：“我在你辦公室樓下，你下來一趟，就幾分鐘，我把東西給你就走”。我心裡一緊，隻能回複“表哥，我正在忙，招生政策不允許私下打招呼，你彆跑一趟了，東西你拿回去，不然我真的要生氣了”。發送成功後，我歎了口氣——從小到大的表哥，第一次因為這事紅臉，心裡很不是滋味。
下午審核入學材料時，我發現有份材料存在疑點：某家長提交的房產證明，地址與學區地圖標注不符，社區公章也很模糊。我趕緊聯係社區核實，社區工作人員說“這份證明不是我們開的，公章是偽造的”。家長趕來後，一進門就哭了：“主任，我家孩子就想進這所小學，離我上班的地方近，不然每天要送孩子跑10公裡，我實在沒辦法才偽造的，我知道錯了，你彆讓孩子沒學上啊”。
我心裡發酸，能理解她的難處，卻不能破例：“您的難處我理解，但偽造材料違反政策，一旦開了先例，對其他家長不公平，這是對教育公平的破壞。這樣，我幫您查下，您上班附近的星光小學還有空額，我幫您協調申請調劑，星光小學的教學質量也很好，您看行不行？”家長點點頭，眼裡滿是感激。
下班後，我留在單位幫這位家長整理調劑材料，直到晚上7點，才讓她帶著希望離開。這時我才想起，今晚是女兒的家長會，已經錯過了。我趕緊給妻子打電話，妻子說“我已經幫你去過了，女兒有點委屈，說你又加班”。我心裡像被針紮，讓妻子拍現場視頻給我，在回家的路上反複看，視頻裡女兒坐在座位上，眼神裡滿是期待，卻沒等到爸爸的出現。
晚上8點，我終於到家。女兒趴在書桌上寫作業，看見我回來，沒像往常一樣撲過來，隻是小聲說“爸爸回來了”。妻子走過來，抱怨道：“女兒今天問，‘爸爸是招生辦主任，為什麼不能幫我進重點初中？彆的同學家長都能幫孩子找關係’，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我坐在女兒旁邊，摸著她的頭：“寶貝，不是爸爸不幫你，爸爸的權力是用來幫更多孩子公平入學的，不能用來謀私。如果你想進重點初中，爸爸相信你能靠自己的努力考上，這樣才更光榮，對不對？”女兒抬起頭，眼裡含著淚，卻還是點了點頭。
這時手機彈出副局長的消息：“今天你提出的特殊困難家庭綠色通道，局裡同意了，後續要跟進好，確保每個困難家庭的孩子都能順利入學”，還有那位被調劑家長發來的消息：“主任，謝謝您，星光小學已經同意接收我家孩子了，太感謝您了，您真是個好官”。我看著消息，心裡暖烘烘的——所有的堅持都值得，至少守住了公平，也幫了真正需要的人。
深夜11點，我還在整理特殊困難家庭的入學材料，突然聽見鄰居在走廊議論：“高主任肯定收了不少好處，不然怎麼能當主任？”“聽說他連親戚的忙都不幫，太冷血了，一點人情都不講”。那些話像針一樣紮在心上，我攥著手裡的鋼筆，指節發白——我拒絕了所有禮品禮金，幫了15個特殊困難家庭，卻還是被誤解。
這時女兒悄悄走進來，遞給我張紙條：“爸爸，我知道你是為了公平，我會自己努力考重點高中的，你彆太累了”。我摸著紙條，眼淚差點掉下來——至少家人懂我，再難也值得。
淩晨1點，我終於躺在床上，卻不敢睡得太沉——明天要公示學區劃分方案，怕有家長不理解引發爭議。手機彈出辦事大廳的值班消息：“今晚有家長在大廳外徘徊，說想再谘詢入學政策，情緒有點激動”。我趕緊起身趕去單位，發現是白天那位拄拐杖的老人，手裡拿著補全的材料：“主任，我怕明天人多，提前來交材料，麻煩你了，這麼晚還叫你過來”。
我幫老人登記好材料，送他到門口，老人握著我的手說：“你是個好官，為我們老百姓著想，我孫子能遇到你這樣的主任，是福氣”。我看著老人的背影，突然明白：招生辦主任的權力，不是用來謀私的工具，是幫孩子圓入學夢的責任；那些堅守的規則，不是冰冷的壁壘，是守護教育公平的鎧甲。
三、政策文件外的暖陽
再次醒來時，身上還帶著淡淡的綠茶味。我摸向頸椎，沒有熬夜的酸痛，隻有傳單邊緣割出的細小傷口。手機在褲兜裡震動，是教育局的群消息：“高建明主任火了！有人拍了他幫特殊困難家庭協調入學、拒絕托關係的視頻，現在網上都在誇他‘最公正的招生辦主任’，局裡給他記了三等功，還推廣了他的‘特殊困難家庭綠色通道’！”
跑到教育局辦事大廳，看見高建明穿著挺括的深灰色西裝，胸前彆著“三等功”的徽章，正在給新入職的工作人員培訓：“招生工作要守住公平底線，多站在家長的角度想問題，幫他們解決實際困難，這才是我們的初心”。他的妻子和女兒也來了，女兒抱著個獎杯，笑著說“爸爸，你真棒，老師都誇你是公平的守護者”。
之前被調劑的家長、拄拐杖的老人也來了，家長手裡拎著袋水果：“主任，謝謝你幫我家孩子找到學校，這是我自己種的水果，你一定要收下”；老人拿著張孫子的成績單：“主任，我孫子在學校考了第一名，特意讓我來謝謝你”。表哥也來了，不好意思地說“建明，之前是我不懂事，不該讓你違反政策，你做得對，我支持你”。
分管副局長走過來，手裡拿著個榮譽證書：“高建明，這是‘教育公平守護者’證書，你實至名歸！局裡決定，讓你牽頭負責全市的招生公平監督工作，繼續發揮你的優勢”。高建明接過證書，笑著說“謝謝領導，也謝謝大家，是大家的支持，我才能做好這些事，我會繼續守住公平底線，不讓一個孩子因困難失學”。
“小夥子，發傳單呢？”高建明看見我，笑著揮揮手。他的指尖不再沾著墨水，指甲修剪得整整齊齊，眼神裡滿是自信與從容。“我們正在完善特殊困難家庭入學政策，”他指著牆上的新文件，“以後會簡化流程，讓困難家庭的孩子不用跑冤枉路，就能順利入學”。
風卷著傳單的邊角，嘩啦啦地響，像在應和大廳裡的笑聲。我咬了口熱乎的包子，突然明白高建明政策文件裡的秘密——那些拒絕的托關係請求、熬夜改的草案、幫家長列的材料清單，不是“多餘的辛苦”，是他把對教育公平的堅守，融進了每一份文件裡，把對孩子的責任，藏在了每一次耐心解答中。就像那杯泡著綠茶的保溫杯，看似普通，卻藏著他對工作的熱愛；就像女兒的紙條，看似微小，卻給了他堅持下去的力量。
明天我還要來給高建明送傳單，他昨天說“想在辦事大廳設個‘招生谘詢角’，每天安排專人值班，幫家長解答政策疑問，處理特殊訴求”。順便問問他，女兒有沒有原諒他之前錯過家長會，我也想聽聽，那個理解爸爸堅守的孩子，說起爸爸時的笑聲到底有多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