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翠龍山的霧與硯台裡的月光
蜀地的山，多半帶著股濕潤的靈氣。丹棱的翠龍山尤其如此，一年裡倒有大半時間裹在霧裡，像位藏著心事的老者，把千言萬語都鎖在雲蒸霞蔚裡。山坳裡的紫雲寺，飛簷上的銅鈴被霧打濕了，響聲也變得沉緩，像在數著寺裡的晨昏——那是康熙末年的光景，幾個少年的腳步聲，正踩著露水，從佛堂旁的偏室裡漫出來。
彭端淑那時不過十二三歲，身量還沒長開，裹著件洗得發灰的粗布長衫，袖口磨出了毛邊。他和哥哥彭端洪、弟弟彭肇洙、彭遵泗擠在一張舊案前，案上攤著泛黃的紙卷，硯台裡的墨汁泛著冷光。寺裡的香火味混著鬆煙墨的氣息，在潮濕的空氣裡漫開，成了少年們最熟悉的味道。他們在這兒一住就是五六年，除了父親彭珣按月來送米糧和書冊，幾乎與世隔絕。
清晨天剛蒙蒙亮，寺裡的和尚還沒敲響早課的鐘，偏室的窗紙就透出了微光。彭端淑總是第一個坐起來，摸黑摸到硯台，往裡麵倒些山泉水，拿起墨錠慢慢磨。墨錠是普通的鬆煙墨，在硯台裡轉著圈，發出“沙沙”的輕響，像春蠶在啃食桑葉。磨著磨著，窗外的天色由青轉白，霧從窗縫裡鑽進來，落在紙上，洇出淡淡的水痕。他嗬口氣搓搓凍紅的手，繼續在紙上寫——有時是《論語》的章句，有時是自己湊的詩，字裡行間還帶著孩童的生澀，卻已有了股不肯將就的執拗。
弟弟彭肇洙性子活泛些，寫著寫著就走神，盯著窗外的竹影發呆。彭端淑會悄悄用胳膊肘碰他一下，眼神裡帶著“莫偷懶”的提醒。哥哥彭端洪最是沉穩，埋著頭一筆一劃地抄經，筆尖在紙上劃過的聲音，比寺裡的木魚聲還要規律。幾個少年偶爾也會爭執，為“學而時習之”的注解爭得麵紅耳赤，或是為一句詩的平仄吵到佛堂的和尚來看究竟。但多數時候，偏室裡隻有筆尖劃過紙頁的輕響，和山風穿過窗欞的嗚咽，像一首被時光拉長的歌。
父親彭珣來送東西時，從不在寺裡多待。他總是站在廊下，隔著窗紙喊一聲“力學毋棄”，聲音不高，卻像塊石頭落進靜水裡，在少年們心裡蕩開圈圈漣漪。彭珣是當地有名的飽學之士，雖沒做過官，卻把“實學”二字看得比什麼都重。有次他見彭端淑的文章裡用了些華麗的辭藻，當即把紙揉了，指著院裡的竹子說：“你看這竹，一節是一節的實，哪有半分虛浮？做文章若學那牆頭花，開得再豔，風一吹就落了。”
外祖父王庭詔來得勤些。這位夾江進士晚年隱居鄉裡，最愛往紫雲寺跑，一來就拉著彭端淑講經論史。他的手指關節粗大，捏著毛筆卻穩得很，在紙上寫“崇實黜浮”四個字，筆鋒如刀削斧鑿，墨色深得像要透紙而出。“做學問不是給人看的，是給自己安身立命的。”老先生說著，往彭端淑手裡塞塊麥芽糖，“甜要從苦裡熬出來，學問也一樣。”
合江的董新策進士那次到訪，純屬偶然。他本是來丹棱遊山，路過紫雲寺想討碗水喝，卻被偏室飄出的墨香勾了腳。寺裡的小和尚說“是幾個娃娃在讀書”，他原沒放在心上，直到看見牆角堆著的廢稿。有一頁上寫著“蜀中山水奇，奇在骨而非皮”，字跡雖稚嫩，卻透著股通透的見識。董新策驚得直拍大腿，當即讓小和尚去叫人。
彭端淑出來時，手裡還捏著沒寫完的稿子，長衫上沾著墨點。董新策拉著他的手問：“這句子是你寫的？”少年點點頭，眼神裡帶著幾分怯生，卻不躲閃。老先生便不走了，在寺裡住了半月，每天教他們“煉字如煉金”——一個“山”字，要寫出峰巒的起伏；一個“水”字，要帶著江流的婉轉。他教彭端淑讀杜甫的詩，說“語不驚人死不休”不是求奇，是求“真”；教他寫文章要“刪繁就簡三秋樹”，把那些虛浮的枝葉全砍掉，隻留筋骨。
離開那天，董新策送給彭端淑一方硯台，硯背刻著“守拙”二字。“丹棱的山養人，你這娃娃，將來定能成器。”老先生摸著他的頭說。彭端淑捧著硯台站在寺門口，看著董新策的轎子消失在霧裡，心裡忽然亮堂起來——原來學問這東西，真能像山風一樣，吹過千山萬水，把素不相識的人連在一起。
後來，紫雲寺的青燈換了一盞又一盞，少年們的鬢角也漸漸染了霜。但彭端淑總說，他這輩子的學問底子，都是在翠龍山那幾年攢下的。那霧裡的晨讀，那案頭的批注，那幾位老人的目光，像一粒粒種子，落在他心裡，慢慢長出了參天的樹。
二、科舉路上的青衿與朱筆
雍正四年的秋天，丹棱的稻田鋪成了金浪，風一吹，沉甸甸的稻穗就低下頭，像在向土地行禮。彭端淑背著書篋走出翠龍山時，長衫的料子換了新的，卻依舊是素淨的青布——那是父親特意請鎮上的裁縫做的，說“赴考要體麵，卻不必張揚”。
鄉試的考場設在成都府，黑壓壓的考生擠在貢院門口，個個都揣著“一舉成名”的夢。彭端淑找了個角落放下書篋，聽見旁邊有人在炫耀自己的文章如何華麗，引得一群人圍著讚歎。他默默打開包袱，拿出董新策送的那方“守拙”硯，往裡麵倒了些清水。磨墨的時候，他想起外祖父說的“考場如戰場，守心最重要”，心慢慢靜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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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場考試考了九天，每天都是寅時入場，酉時出場。彭端淑帶的乾糧是母親做的麥餅，硬得能硌出牙，他就著冷水慢慢啃，啃完了繼續寫。他的文章沒什麼花哨的辭藻，隻是把道理講得明明白白，像翠龍山的溪流，清澈見底。寫到“民生疾苦”時，他想起父親說過的“當官不是為了風光，是為了讓百姓能安穩吃飯”，筆尖頓了頓，落下的字比平時更重些。
放榜那天，彭端淑擠在人群裡，從榜單末尾往前找。眼睛看酸了，才在中間偏上的位置看到“彭端淑”三個字。他愣了愣，忽然想起紫雲寺的青燈，想起父親的“力學毋棄”，鼻子一酸，眼淚差點掉下來。旁邊有人拍他的肩膀：“恭喜恭喜！”他才回過神，對著那人拱手，聲音還有些發顫。
中了舉人，按規矩要穿青衿青色的官服）。彭端淑穿上時，對著鏡子看了又看，總覺得不太自在。父親說：“這衣裳是給有擔當的人穿的，你要記得，青衿下麵，是百姓的盼頭。”
九年之後，彭端淑和弟弟彭肇洙一起赴京參加會試。春闈放榜那天，兄弟倆擠在人群裡，眼睛瞪得發酸。忽然，彭肇洙指著榜單大叫：“哥！你看！”彭端淑順著他指的方向看去，“彭端淑”和“彭肇洙”兩個名字緊挨著，像兩棵並肩的樹，在京城的春光裡挺直了腰。
那一刻，兄弟倆什麼也沒說，隻是緊緊握了握手。彭端淑想起九年前丹棱的稻田，想起紫雲寺的霧，忽然明白：有些路，走的時候覺得漫長，回頭看，卻不過是幾步的距離——隻要你不停地走。
進了吏部，彭端淑穿的官服是藏青色的，比舉人時的青衿更深些。他從主事做起，每天的工作就是處理卷宗，給官員的升遷調轉寫評語。吏部的朱紅長廊長得望不到頭，廊下的銅鶴嘴裡銜著銅珠，被歲月磨得發亮。彭端淑捧著卷宗走過時，腳步聲在長廊裡回響，像在提醒他：每一份卷宗背後，都是一個人的前程，一個地方的安穩。
他做事格外認真，看卷宗時總帶著紫雲寺讀書時的勁頭，一字一句地摳。有次看到一份官員的考核表，寫得天花亂墜，卻沒提一句實實在在的政績。彭端淑在旁邊批了行小字：“花言巧語，不如一粥一飯。”上司看了，點頭說：“彭主事說得在理。”
從主事到員外郎，再到文選司郎中，彭端淑的案頭永遠堆著小山似的卷宗。他卻從沒抱怨過，隻是把硯台磨得更勤了。晚上加班，他就點一盞油燈，燈芯“劈啪”地跳著，把他的影子投在牆上，忽長忽短。有次弟弟彭肇洙來看他，見他眼窩深陷，勸他歇一歇。他指著案上的卷宗說：“這些都是百姓的事，歇不得。”
乾隆十二年，彭端淑擔任順天府鄉試的同考官。闈場裡的油燈比吏部的更亮些，他坐在簾內，手裡的朱筆懸在卷紙上，一份份地審閱。忽然，一份考卷讓他停住了筆。那字寫得跳脫不羈，像蜀地山間的溪流，遇到礁石也不回頭，繞個彎繼續往前奔。文章裡的見解更是新穎，把“經世致用”講得深入淺出，沒有半句陳詞濫調。
彭端淑反複讀了三遍，在卷首圈了個醒目的紅圈，旁邊注上“紀昀”二字。他對旁邊的考官說：“這考生是個奇才，將來必成大器。”
後來紀昀果然成了《四庫全書》的總纂官，名氣比彭端淑還大。每次見了彭端淑，他都恭恭敬敬地行禮，喊一聲“恩師”。彭端淑總是擺擺手：“我不過是先看到了你的光，那光原本就在你身上。”
有人說彭端淑運氣好，能識得紀昀這樣的人才。他卻在日記裡寫：“識人如讀書，不在浮華，在骨相。紀昀的骨頭裡，有股不肯安於平庸的氣，像當年翠龍山的我們。”
三、嶺南的暑氣與案頭的清風
乾隆十九年的夏天，彭端淑接到調令，要去廣東擔任肇羅道署察使。出發那天，京城下著小雨，他背著簡單的行囊，沒讓同僚送行。馬車駛出城門時，他回頭望了望吏部的朱紅長廊，忽然想起父親說的“官帽是戴給百姓看的，不是戴給自己炫耀的”，心裡踏實了不少。
廣東的暑氣是帶著潮氣的，像一張密不透風的網，把人裹在裡麵。彭端淑到肇羅道衙門時，渾身的衣衫都濕透了，貼在背上，像塊沉重的鉛。更讓他頭疼的，是案頭堆著的三千多件積案——有些卷宗的紙都發黃發脆了，上麵的黴斑像長了毛的心事，看得人心裡發堵。
“這些案子拖了多久？”彭端淑問屬下。
“有的拖了三四年，有的甚至更久……”屬下低著頭，聲音發虛。
彭端淑沒說什麼，隻是讓人把所有卷宗搬到院裡的榕樹下。榕樹的葉子密得像傘，能遮住大半個院子。他搬了個竹凳坐在樹下，拿起最上麵的一卷，慢慢翻開。陽光透過葉隙落在紙頁上，像撒了把碎銀，照亮了上麵模糊的字跡。
“不必迎送，不必款待。”他對隨從說，“我巡查的時候，就帶兩個人，一匹馬，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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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彭端淑就騎著馬出發了。他沒走官道，專挑田埂小路走。看到稻農在水田裡彎腰插秧，他就下馬站在田埂上看一會兒，和農婦聊幾句“今年的收成怎麼樣”；遇到船家搖著櫓從河上過，他就笑著打招呼，問“河水夠不夠深”。有次路過江邊的草屋，見個老婦坐在門檻上抹淚，手裡捏著張皺巴巴的紙。
彭端淑讓隨從停下，走過去問：“老人家，出什麼事了？”
老婦抬起頭，滿臉皺紋裡都是淚：“大人，我兒子被冤枉了，說他偷了地主的牛，關在牢裡快半年了……”
彭端淑接過那張紙，是張判決書，寫得含糊其辭。他皺了皺眉：“您彆急，我這就回去查。”
回到衙門時，天已經黑了。彭端淑讓人把老婦兒子的卷宗找來，就著油燈看。卷宗裡的證詞前後矛盾，證人的簽名也歪歪扭扭。他越看越氣，拍了下桌子：“這哪是斷案，是草菅人命！”
燭火在窗紙上跳了半宿，彭端淑一遍遍地核對證詞，又讓人找來當時的鄰居問話。天快亮時，他拿起朱筆，在卷宗上寫下“冤情昭雪”四個字，筆尖劃破了紙頁，也像劃破了老婦心上的烏雲。
老婦的兒子出獄那天，母子倆跪在衙門前磕頭，磕得額頭都紅了。彭端淑趕緊把他們扶起來：“這是我該做的。你們好好過日子，比什麼都強。”
就這樣，彭端淑每天坐在榕樹下審案，遇到有疑問的，就騎馬去實地查訪。他的官服被汗水浸得發白，又被山風吹得發乾，上麵沾著泥土和草屑，卻比任何華麗的官袍都讓人敬重。不到一個月，三千多件積案竟然全清完了。百姓們都說，新來的彭大人有雙“火眼金睛”，能看透卷宗裡的貓膩。
彭端淑聽了，隻是笑笑。他在給弟弟的信裡寫：“哪有什麼火眼金睛，不過是把百姓的事當自家事罷了。當年在紫雲寺讀書，一個字都要琢磨半天，如今斷案，一個字更不能含糊——因為每個字背後，都是人家的日子。”
除了斷案，彭端淑最上心的就是辦學。他發現廣東的學風有些浮躁，年輕人總想著走捷徑，不肯下苦功夫。於是他親自督辦，在省城修了座書院，取名“端溪書院”。書院的門楣上，他題了“務實”二字，筆鋒和當年外祖父寫“崇實黜浮”時一樣沉。
他去鄉下拜訪隱居的老儒，親自執弟子禮，請他們來書院授課。有位姓吳的老夫子說自己年事已高，走不動路。彭端淑就讓人抬著轎子去接，一路上親自扶著轎子杆，生怕顛簸著老先生。吳老夫子感動得說：“彭大人如此重教，我就是拚了老命，也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