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中的劍門關被細雨浸染成黛青色，石階上青苔斑駁，仿佛藏著八百多年前的履痕。南宋淳熙年間，年逾五旬的朱熹負手而立，望著層巒疊嶂間蜿蜒的金牛道，山風掀起他寬大的衣袂，恍惚間，這位理學大儒的身影與巴山蜀水的蒼茫融成了一幅流動的水墨畫。誰能想到，這位生長於閩北的鴻儒，會與千裡之外的巴蜀大地結下如此深厚的淵源，讓理學的星火在這片雲霧繚繞的土地上，綻放出彆樣的光彩。
一、淵源初起：學術交遊牽情絲
朱熹與巴蜀的緣分，早在其學術成長曆程中便已悄然埋下伏筆。他的易學既重義理，又吸收象數，這與長壽學者譙定的學風相近。據《宋史·譙定傳》載，朱熹曾受業於劉子翬、胡憲、劉勉之、李侗等名師，而胡憲、劉勉之又曾拜師於程頤弟子譙定，按此傳承，朱熹應為譙定的再傳弟子。譙定擅長易學，曾協助程頤完成《周易程氏傳》，這份學術脈絡的牽連，讓朱熹的思想與巴蜀學術土壤有了天然的契合點。
四川綿竹人張栻，更是對朱熹理學思想的最終形成起到關鍵作用。張栻字敬夫，號南軒，身為南宋理學家、哲學家、教育家，他與朱熹共有三次相見，乾道三年1167年）的“潭州嘉會”尤為著名，二人相與討論中和、太極、仁等問題，思想碰撞間，為理學發展注入新活力。朱熹後來多次提及此次會麵，讚張栻“超詣卓然，非所可及”，且二人書信往來不絕，張栻寫給朱熹的信有72封之多，朱熹回書也有52封，字裡行間滿是對學術的熱忱與對彼此的惺惺相惜。
此外，朱熹對四川學者李舜臣讚賞有加。李舜臣為隆州井研今四川樂山市井研縣）人，學《易》於馮時行，亦是譙定的再傳弟子，著有《易本傳》三十三篇。《宋史·李舜臣傳》載“朱熹晚歲，每為學者稱之”，足見其學識受朱熹認可，這些川籍學者如繁星，點綴朱熹學術天空，也讓巴蜀與朱熹的聯結愈發緊密。
二、入蜀：雲霧深處覓真知
孝宗淳熙三年的春天，一場綿綿春雨籠罩著整個臨安城。時年五十一歲的朱熹，收到了好友、時任四川製置使範成大的來信。信中，範成大以他一貫的豪邁筆觸，描繪著蜀地的山川壯麗、人文薈萃，盛情邀請朱熹入川講學。彼時的朱熹，雖已聲名遠播，但他深知，蜀地自古以來便是文化昌盛之地，那裡的書院林立，學子如雲，藏龍臥虎。他渴望在這片充滿神秘與活力的土地上，與當地的學者切磋學問，將自己的理學思想傳播得更遠。
經過數月的跋涉，朱熹終於踏入蜀地。當他翻越秦嶺，望見成都平原的那一刻，不禁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沃野千裡，阡陌縱橫，錦江如帶，環繞著繁華的成都城。街邊的茶館裡，人們操著濃鬱的蜀地口音，談天說地，悠閒自在；書院中，傳來學子們朗朗的讀書聲，清脆悅耳。這座城市的繁華與包容，讓朱熹感受到了一種彆樣的文化氣息。
在成都，朱熹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他先後在多個書院講學，每次授課，書院內都擠滿了慕名而來的學子。他站在講台上，手持書卷，聲音沉穩而有力，將“存天理，滅人欲”“格物致知”等理學思想娓娓道來。他的講解深入淺出，旁征博引，不僅引經據典，還結合生活中的實例，讓晦澀難懂的理學變得通俗易懂。學子們聽得如癡如醉，不時提出疑問，朱熹總是耐心解答，與他們展開熱烈的討論。
一日，在文翁石室講學結束後，一位年輕學子恭敬地問道：“先生，您說‘格物致知’，但這世間萬物紛繁複雜，我們該如何去‘格’呢？”朱熹微微一笑，走到窗前，指著庭院中的一棵古樹說道：“就像這棵樹，它的生長、開花、結果，都有其規律。我們觀察它的四季變化，了解它的生長習性，便是‘格物’。通過對具體事物的研究，進而領悟其中蘊含的道理，便是‘致知’。這不僅是對自然的探索，更是對自身內心的追尋。”學子們恍然大悟，紛紛點頭稱是。
朱熹對蜀地學子的關愛與期許，還體現在與川籍門人晏淵的交往中。晏淵曾“萬裡往考亭而師”朱熹，“聞其言為最詳，記其說為最備，故其得之為最精”，是朱熹得意門生。晏淵回到家鄉後，執掌涪州北岩書院二十多年，授徒甚眾，對朱熹學說在四川地區的傳播貢獻重大。朱熹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語類》等著述中，多處體現對晏淵的喜愛，晏淵回川後，朱熹不顧身體日衰，先後寫三封信，既表達思念，又反複強調修德進學，拳拳之心，溢於言表。
三、論道：錦江之畔的思想碰撞
在蜀地講學期間，朱熹不僅向當地學子傳授理學，還與眾多蜀地學者進行了深入的學術交流。錦江之畔的一處庭院，成為了他們論道的場所。庭院中，花木扶疏，清泉潺潺，石桌上擺放著筆墨紙硯和幾本古籍。朱熹與張栻、呂祖謙等學者圍坐在一起，時而激烈爭論，時而會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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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栻是蜀地著名的理學家，他的思想與朱熹既有相通之處，又有獨特見解。一次，他們圍繞“太極”的概念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張栻認為：“太極乃天地萬物之根源，它蘊含於萬物之中，生生不息。”朱熹則提出：“太極是‘理’的最高範疇，它先於天地而存在，是萬物運行的準則。”兩人各抒己見，從白天一直爭論到傍晚，誰也說服不了誰。然而，正是這種思想的碰撞，讓他們對理學的理解更加深刻。
除了與學者們的交流，朱熹還深入民間，了解蜀地的風土人情。他發現，蜀地百姓雖然生活安逸，但在思想上卻較為保守。於是，他決定將理學思想與蜀地的文化傳統相結合，讓理學更接地氣。他走進茶館，與百姓們聊天，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講述理學中的道理；他參與當地的廟會活動，在熱鬨的氛圍中傳播自己的思想。
在一次廟會上，朱熹看到一位賣糖畫的手藝人，技藝精湛，手中的糖稀在石板上勾勒出各種生動的圖案。他靈機一動，對圍觀的百姓說道：“這糖畫看似簡單，實則蘊含著‘理’。手藝人心中有圖案，手中有技法，才能創作出精美的糖畫。就如同我們做人做事，心中要有道德準則，手中要有真才實學，才能成為一個有用之人。”百姓們聽後，紛紛鼓掌稱讚，原來高深的學問也能如此貼近生活。
四、留情：巴山蜀水入詩來
蜀地的壯麗山河，深深觸動了朱熹的心靈。他在講學、論道之餘，常常漫步於山水之間，領略大自然的神奇與美妙。青城山的幽靜、峨眉山的雄偉、都江堰的壯觀，都成為了他筆下的素材。他揮毫潑墨，寫下了一首首動人的詩篇，將對蜀地的喜愛之情融入其中。
“蜀客望鄉歸，還家未有期。秋風一萬裡，吹儘鬢邊絲。”在這首詩中，朱熹借蜀客思鄉之情，抒發了自己對蜀地的眷戀。他雖然是外來之人，但在這片土地上，他感受到了家的溫暖，收獲了真摯的友情和學術上的進步。他仿佛已經成為了蜀地的一部分，難以割舍。
都江堰的水利工程，更是讓朱熹讚歎不已。站在江邊，望著那奔騰不息的江水，以及古人智慧結晶的水利設施，他感慨萬千：“岷江之水，滔滔不絕。李冰父子，功在千秋。此乃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之典範，其中蘊含的‘理’，值得我們深思。”他將都江堰的水利原理與理學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相結合，進一步豐富了自己的理論體係。
在蜀地的日子裡，朱熹還結識了許多誌同道合的朋友。他們一起遊曆山水，飲酒賦詩，談古論今。其中，與一位名叫陸遊的詩人的交往，成為了他蜀地之行的一段佳話。陸遊性格豪放，詩風大氣磅礴，與朱熹的沉穩儒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然而，兩人卻一見如故，對文學、對人生有著相似的見解。他們常常一起探討詩歌創作，朱熹欣賞陸遊詩歌中的愛國情懷和對生活的熱愛，陸遊則欽佩朱熹的學識淵博和思想深邃。
在這段時光裡，朱熹不僅與文人墨客往來頻繁，還對蜀地的民間藝術產生了濃厚興趣。他觀看川劇表演，被那獨特的唱腔和精彩的變臉絕技所吸引，不禁感歎民間藝術的魅力與創造力，認為這也是文化傳承與表達的獨特形式，其中蘊含著百姓對生活的理解與熱愛，和理學所倡導的關注民生、感悟生活的理念不謀而合。
五、遺澤：理學星火耀巴蜀
朱熹的蜀地之行雖然短暫，但卻給這片土地留下了深遠的影響。他的講學，讓理學在巴蜀大地廣泛傳播，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學子。這些學子們將朱熹的思想帶回各地，開辦學堂，傳授知識，使得理學在蜀地生根發芽，茁壯成長。
在朱熹離開後，蜀地的書院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成為了傳播理學的重要場所。文翁石室、鶴山書院等，都以朱熹的理學思想為教學核心，培養出了許多傑出的人才。這些人才在政治、文化、教育等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推動了蜀地的發展與進步。
朱熹與蜀地學者的學術交流，也促進了理學的發展與完善。他們的思想碰撞，產生了許多新的觀點和理論，為理學注入了新的活力。蜀地的文化傳統與朱熹的理學思想相互融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巴蜀理學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朱熹的《家禮》在清代巴蜀地區移風易俗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儒學和朱子學在清代巴蜀地區傳播較早，為《家禮》的傳播提供了深厚文化土壤。早在漢景帝末年，蜀郡守文翁推行儒學教育，使巴蜀大地深受儒風影響。而朱熹門人記錄師徒答問的《朱子語類》，最先致力於彙輯成編的是四川學者李道傳，最終將語錄統一排定的是四川人黎靖德，足見巴蜀學人在《朱子語類》形成和傳播方麵的貢獻，也體現了巴蜀地區崇朱子學的傳統，使得包括《家禮》在內的朱子學得以廣泛傳播，深刻影響了巴蜀的思想文化和民風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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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婚禮習俗來看，清代巴蜀地區士庶人的婚禮受《家禮》影響甚深。乾隆時期，川東涪州遵循《家禮》，婚禮有“議婚”儀節；嘉慶年間金堂縣的婚禮，涵蓋了《家禮》規定的所有儀節。同時，巴蜀地區婚禮在遵循《家禮》時還有“複古”傾向，部分地區雖受《家禮》影響，但婚禮儀節並不完全恪守，而是在應用時有所變通，如乾隆《涪州誌》、嘉慶《金堂縣誌》、光緒《彭水縣誌》等都明確表示遵從婚禮“六禮”，相對於《家禮》簡化的儀節，有“複古”之意，體現了清代巴蜀人對醇風化俗的期待。
喪禮方麵，《家禮》依據《士喪禮》對喪禮儀節做了新設計，在清代巴蜀地區，有很多地方推崇《家禮》所規定的喪禮。康熙年間峨眉縣，“喪稱大事，士大夫家應遵《家禮》”；嘉慶年間金堂縣，“喪禮俗以《家禮》為法”；同治年間成都的喪禮，“各儀節皆與文公《家禮》相符”。不過，受佛教、道教的影響，清代巴蜀地區的喪禮與《家禮》也存在很大差異，從巴地到蜀地，諸多方誌記載顯示喪禮多受佛道影響，如請僧道誦經、作佛事等。
在成都，還有著與朱熹相關的獨特地理印記。春熙路東段以東的大科甲巷，曾有朱熹後裔修建的朱熹總祠。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朱子後裔已在四川形成廣泛影響力，彼時取“登科中甲”中的“科甲”二字，花700兩紋銀立祠於成都市中心。明、清兩朝科舉考四書五經，經文解釋依朱熹《四書集注》等書為準，因此每逢鄉試，趕考者蜂擁至科甲巷，提前半月住進棧房，天天進入“朱祖文祠”朝拜先賢，而後才進入貢院“應試”。由於朱氏裔孫不能直呼先祖之名，1789年購宇立祠時，業主名為“朱祖文”及“朱氏祖宗文公”，《杜賣文契》加蓋清朝大紅官印予以確認。
因祭祀人眾，宗祠容納不下，朱氏後輩又在成都府華陽縣東門外三十餘裡今成都市龍泉驛區十陵街道）建立“半節河宗祠”作為陪祠。“半節河宗祠”房屋始建於明崇禎十四年1641年），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從廣東省長樂縣今廣東省梅州市五華縣）遷來的朱氏後人，用兩丈紅布、一隻公雞從陳姓人手中換取該房屋，經維修立祠、居住。被確認為陪祠後，朱氏後人還在此修建“朱子書院”，逐漸形成書院、文公殿和“六堂”的規模。滄海桑田，如今位於青龍湖濕地公園核心地段的陪祠，成了四川唯一的朱熹宗祠，2013年被成都市人民政府公布為成都市文物保護單位，每年春分，四川各地的朱熹後人會來此舉行傳統“春灼”祭祀活動，讓朱熹與巴蜀的聯結，在歲月中延續，在儀式中傳承。
時光流轉，八百多年後的今天，當人們漫步在成都的街頭，走進古老的書院，依然能感受到朱熹留下的文化氣息。在文翁石室的陳列館中，還保存著當年朱熹講學的資料和他的手跡；在一些學術研討會上，學者們依然會探討朱熹的理學思想及其與巴蜀文化的關係。朱熹的巴蜀情結，早已成為了一段佳話，融入了蜀地的曆史長河中，成為了中華文化寶庫中的一顆璀璨明珠。
夜幕再次降臨，錦江之上，燈火闌珊。仿佛還能看見朱熹與友人在江畔漫步，吟詩論道的身影。巴山蜀水的雲霧間，依然回蕩著他的諄諄教誨，那是跨越時空的智慧之聲，永遠激勵著後人在求知的道路上不斷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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