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民的羅盤：崖縫裡的坐標
1958年深秋的綿陽龍門山脈，晨霧還沒散儘，獵戶老楊就被一陣奇怪的腳步聲驚醒。他抄起獵槍躲在門後，看見五個穿中山裝的人踩著露水走來，帆布包上“地質勘探”四個字被樹枝勾得發毛。領頭的年輕人戴眼鏡，鏡片上沾著泥點，遞過來的煙卷還帶著成都卷煙廠的薄荷味。
“老鄉，想找個能擋得住飛機的山坳。”年輕人說。老楊叼著旱煙袋打量他們——手比山核桃還嫩，鞋卻磨出了洞，不像勘探隊，倒像逃荒的。但他沒戳破，領著他們鑽進了最深的峽穀。
“這疙瘩叫‘老鷹嘴’，”老楊用煙杆指著三麵懸崖，“當年紅軍在這兒藏過糧，飛機扔炸彈都炸不著。”他扒開崖邊的灌木叢，露出塊青石板：“這是‘望星石’，天晴時能看見北鬥，準得很。”後來，這塊石板成了導彈測試場的基準坐標，科研人員在上麵刻了條十字線，誤差不超過0.5度。
老楊成了科學穀的“活地圖”。科研人員要在山坳裡建實驗室，他帶著三個兒子砍了三天三夜，劈出條能過板車的路；暴雨衝毀了通往基地的木橋，他教大家用楠竹編筏子，竹篾要選三年生的，說“這樣才經得住導彈零件的重量”；甚至連發電機該埋在哪，他都有講究：“得在背風的崖下，不然冬天下雪凍住油管，機器就成了啞巴。”
1963年冬天，紅旗一號要在山裡做低溫測試。淩晨三點，老楊揣著瓶燒酒領路，雪沒到膝蓋，他走幾步就用砍刀在樹上做個記號。“往左拐，那邊有片鬆林，能擋擋雪。”他回頭喊，呼出的白氣在手電光裡散開，“再往前走三裡，有處溫泉眼，機器凍住了能去那兒化凍。”那天，測試設備果然在溫泉邊派上了用場，數據比預期還穩定。
科學穀的檔案室裡，存著一遝泛黃的紙條，都是老楊用木炭寫的。“明日卯時，西風轉東南，宜放線”——旁邊有科研人員的批注：“1963年10月12日，依此時間測試，導彈穩定性提升12”。“老鷹嘴南坡，辰時多霧，巳時霧散”——對應的測試記錄裡寫著：“避開霧段發射，命中率提高8”。
老楊的兒子楊建軍，後來成了基地的司機。他開車從不用導航，全憑父親教的“山形記憶法”：“看見‘筆架山’就左拐，望見‘臥牛石’就右行，比儀表盤準。”有次運送導彈陀螺儀，半路遇上塌方，他憑著記憶繞到一條獵人走的小道，準時把設備送到測試場。“我爹說，路是人走出來的，就像導彈的彈道，看著難，找著規律就順了。”
1988年紅旗七號定型那天，老楊已經82歲了。他讓孫子背著去看發射，導彈升空時，他突然對著山坳喊：“紅軍同誌，你們看，咱們的‘鐵鳥’飛起來了！”聲音在山穀裡蕩開，像一聲遲到了三十年的回答。
二、針線裡的參數：布帛上的圖紙
張淑敏的縫紉機，是1965年從成都舊貨市場淘來的“戰利品”。作為中物院資料員，她的辦公室在山洞改建的檔案室隔壁，縫紉機哢嗒哢嗒的聲音，和算盤珠子的劈啪聲混在一起，成了科學穀最特彆的“背景音”。
“王工的袖口又磨破了，”她拿起件工裝外套，對著燈光照了照，布麵上的經緯紋路看得清清楚楚，“搞計算的人，袖口得縫三層布，不然算盤珠子磨得慌。”她的針線笸籮裡，除了頂針、剪刀，還躺著幾支不同顏色的鋼筆——紅筆標重要數據，藍筆寫備注，鉛筆打草稿，就像她縫補時用的線：粗線縫耐磨的部位，細線補容易勾掛的地方。
1970年紅旗二號試射前，圖紙突然不夠用了。蘇聯專家撤走時帶走了大半資料，剩下的草圖被雨水泡得模糊。張淑敏看著科研人員急得團團轉，突然想起小時候母親繡嫁妝的樣子——複雜的花紋記不住，就用不同顏色的線繡出輪廓。
“我來試試。”她找出庫房裡的粗帆布，用紅絲線繡彈道軌跡，藍棉線標飛行參數，針腳的疏密代表數據誤差：密針是誤差小於1，疏針是誤差在13之間。最妙的是她繡的“乾擾區”——用黃線繡成波浪形，像極了雷達屏幕上的雜波。
“這哪是布，是活圖紙啊！”總工程師捧著帆布激動地說。測試那天，科研人員們把“布圖紙”掛在臨時指揮部的岩壁上，紅絲線在油燈下閃著光，像條指引方向的路。後來，這“布圖紙”成了緊急情況下的備份，比紙質圖紙更經得住山裡的潮氣，張淑敏也得了個外號：“繡花資料員”。
她的縫紉機抽屜裡，藏著個鐵皮盒，裡麵全是從工裝上拆下來的碎紙。有次縫補鐘山的外套，從口袋裡掏出半張寫著公式的煙盒紙，邊角都磨圓了；給李薰補褲子時，發現褲腳卷著張演算草稿，上麵還沾著窯爐的黑灰。“這些紙比寶貝還金貴，”張淑敏把碎紙按日期拚起來，粘在硬紙板上，“說不定哪塊就是解開難題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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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冬天，張淑敏得了嚴重的關節炎，手指腫得握不住針。她就讓剛上初中的女兒幫忙穿線，自己口述怎麼縫：“這塊要斜著縫，像導彈的尾翼，得有角度才穩。”女兒後來考上了成都紡織高等專科學校，專門研究耐磨麵料，她說：“我媽總說，工裝的質量，能影響科研人員的心情——穿著舒服了，腦子才轉得快。”
2010年，中物院整理舊物時，發現了張淑敏的“布圖紙”。帆布已經泛黃，但紅絲線繡的彈道依舊清晰。文物專家說，這上麵的針腳誤差不超過0.2毫米，比當時的某些繪圖儀器還精準。“她用針線丈量的，其實是科研人員的初心。”講解員每次說到這兒，總會指著展櫃裡的頂針——上麵的劃痕，像極了導彈飛行的軌跡。
三、食堂的方程式：鍋碗裡的彈道
王師傅的食堂，是科學穀的“能量補給站”。淩晨四點，當科研人員還在算數據時，他已經在灶台前忙活了。蒸籠裡的饅頭要發得“像雲朵一樣暄軟”，泡菜壇裡的青菜得泡足三十天，“酸得能提神”，連熬粥的小米都要挑顆粒飽滿的，“這樣熬出來的粥才養人”。
他有本磨破了皮的“科研食譜”，封麵上寫著“吃飽了才有力氣搞科研”。第一頁是鐘山的專屬菜單：“忌辣，早餐要小米粥配煮雞蛋，熬夜後加碗南瓜湯——養胃。”第二頁記著李薰的喜好：“無辣不歡，試驗失敗後必須吃回鍋肉，要多放蒜苗——他說‘蒜苗辣得夠勁，能衝掉晦氣’。”最後一頁是給年輕人的：“加夜班時，饅頭要多放酵母，發得比平時大一圈，扛餓；淩晨三點送趟紅糖薑茶，驅寒。”
1964年原子彈爆炸成功那天，食堂殺了頭豬。王師傅做了滿滿一大鍋回鍋肉，肉片切得比平時薄，蒜苗放得格外多。“今天的肉要炒得‘火重’點，”他邊顛鍋邊說，“像咱們的導彈，得有股子衝勁！”科研人員們蹲在地上捧著搪瓷碗吃，有人吃得太急，燙得直哈氣，眼淚卻掉了下來——那是激動的淚。
1984年紅旗七號攻堅期，王師傅創了“三班飯”製度。淩晨四點的“啟明星粥”是小米粥配鹹菜，“讓剛熬完夜的人墊墊肚子”；中午的“衝鋒麵”要加牛肉和青菜，“吃飽了好下午接著乾”；深夜的“守夜包”是蘿卜絲餡的，“好消化，不耽誤算數據”。有次他發現算法組的年輕人總吃泡麵，第二天就支起個小鍋，半夜煮起了酸辣粉，“比泡麵有營養，辣勁也夠，提神！”
最絕的是他的“安慰餐”。有次導彈測試失敗，團隊垂頭喪氣地回食堂，誰都沒胃口。王師傅沒多問，端出一大盆翻砂肉——四川傳統甜食，用五花肉裹著白糖炸得金黃。“甜能解苦，”他給每個人碗裡夾了一塊，“就像你們搞試驗，失敗一次，下次就離成更近一步。”那天，平時不愛吃甜的工程師們，把一盆肉吃得精光，有人抹著嘴說：“王師傅，下次失敗了還來吃這個！”
他的灶台邊，總放著個小本子，記著誰胃不好，誰愛吃辣，誰對韭菜過敏。有個叫小張的年輕工程師，老家在北方，吃不慣米飯，王師傅就每天給他留兩個饅頭；有位女研究員懷孕了，想吃酸的，他就特意醃了壇酸豆角，“比外麵買的乾淨”。“這些娃遠離家，我得讓他們吃得像在家裡一樣。”王師傅說這話時，正給饅頭屜蓋上棉布——那是張淑敏用邊角料拚的，上麵繡著顆五角星。
1990年王師傅退休時，科研人員們給他送了塊匾，寫著“彈道後勤部長”。他摸著匾笑：“我哪懂什麼彈道？我就知道，鍋碗瓢盆裡也有大學問——火候不到，菜就不香；人心不齊，事就不成。”
四、孩子的導彈：泥巴裡的夢想
科學穀的子弟小學，有塊特殊的“試驗田”。操場角落的沙坑裡，常年堆著黃泥巴，孩子們在這裡玩“造導彈”的遊戲——用泥巴捏彈體，找根竹棍當尾翼，曬乾後刷上紅漆，再用粉筆畫條“發射線”，就能玩一下午。
趙宇是“泥巴導彈營”的首任“營長”。他祖父是車工王大貴，總教他：“導彈的尾翼要斜著安，不然飛不遠。”所以他捏的泥巴導彈，尾翼總比彆人的多傾斜五度。有次他把祖父的遊標卡尺偷出來量泥巴彈，被父親發現了，非但沒罵他，還幫他在彈體上刻了圈刻度：“這樣更像真的。”
1988年紅旗七號定型那天，學校組織孩子們去基地參觀。當真導彈從眼前升起時，趙宇突然發現，自己捏的泥巴彈尾焰角度，竟和真導彈一模一樣。“爺爺沒白教我。”他心裡偷偷得意。後來才知道，祖父總在看他玩泥巴時，悄悄用手指調整泥彈的尾翼——那些他以為是自己琢磨的“技巧”，其實是老工匠的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