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華夏文明“多元一體”的核心內涵與古蜀崇拜的研究價值
華夏文明，作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體係，其綿延數千年的生命力，深深植根於“多元一體”的獨特格局之中。“多元”，指的是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不同地域、不同族群在漫長的曆史進程中，依托各自的自然環境與生產生活方式，孕育出獨具特色的文化形態——從黃河流域的中原農耕文明，到長江流域的水鄉漁獵文化，再到西南地區的山地部族文明，每一種文化都如一顆璀璨的星辰，擁有自己的信仰體係、藝術風格與社會結構。而“一體”，則是這些多元文化在長期的交流互動中，通過相互借鑒、彼此滲透、不斷融合，最終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認同、價值觀念與精神內核的統一文明整體。這種“多元”與“一體”的辯證統一，並非簡單的疊加或同化，而是“和而不同”的有機結合——多元是一體的基礎，為文明的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一體是多元的歸宿，為文明的傳承提供堅實的凝聚力量，二者共同構成了華夏文明最核心、最鮮明的特征。
在探索華夏文明“多元一體”形成軌跡的過程中，古蜀文明無疑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研究樣本。地處四川盆地的古蜀文明，因地理環境的相對封閉性，曾長期被認為是“獨立發展的區域文明”，甚至被賦予“外星文明”等虛幻猜想。但隨著三星堆、金沙等大型考古遺址的不斷發掘，以及考古學、文獻學、人類學等多學科研究的深入，古蜀文明的神秘麵紗被逐漸揭開——它不僅擁有高度發達的青銅鑄造技術、獨具特色的城市規劃與祭祀體係，更形成了以“神樹神鳥”為核心的獨特崇拜文化。這種崇拜文化並非局限於蜀地一隅，而是通過多條傳播路徑，向中原、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長江中遊楚文化圈等廣闊區域擴散，並與當地文化深度融合，成為華夏文明共同的精神財富。
因此，深入梳理古蜀“神樹神鳥”崇拜的傳播軌跡與融合過程，不僅能夠還原古蜀文明與周邊文化的交流圖景，更能以具體的考古實證與文獻記載，印證華夏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機製——不同文明之間並非孤立隔絕，而是通過貿易往來、族群遷徙、祭祀交流、甚至戰爭衝突等多種方式，不斷進行文化元素的交換與整合，最終將地域特色融入中華文明的整體框架之中。從這個角度而言，古蜀崇拜的傳播與融合，是華夏文明“多元一體”特征的生動縮影，也是理解中華文明起源“滿天星鬥”格局的關鍵鑰匙。
古蜀“神樹神鳥”崇拜的本土起源與文化內涵
要探究古蜀崇拜的傳播與融合，首先需要厘清其在古蜀本土的起源脈絡與核心文化內涵。古蜀文明的發展，以三星堆遺址距今約30005000年）與金沙遺址距今約30002600年）為兩大核心，這兩處遺址出土的大量文物，為我們還原“神樹神鳥”崇拜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直接證據。
三星堆遺址：“神樹神鳥”崇拜的成熟形態
三星堆遺址位於四川廣漢，自20世紀30年代首次發掘以來，先後出土了青銅神樹、青銅神鳥、金杖、縱目麵具等震驚世界的文物，其中青銅神樹與青銅神鳥的組合，標誌著古蜀“神樹神鳥”崇拜已發展至成熟形態。
已出土的青銅神樹共有8棵其中完整修複的有2棵），均為分段鑄造後拚接而成，最高的一棵高達3.96米，堪稱“世界青銅鑄造史上的奇跡”。這棵青銅神樹的造型極具象征意義：樹乾筆直挺拔，底部有三層粗壯的“樹根”，象征著深入地下的“冥界”；樹乾向上分為三層樹枝，每層樹枝又分為三根枝丫，每根枝丫的末端都棲息著一隻青銅神鳥，共9隻神鳥；樹頂則有一個殘缺的“太陽形”構件，結合相關文物與文獻推測，此處原本應是一隻更大的神鳥或一輪太陽，與9隻神鳥共同構成“十日”的意象。此外，樹乾上還裝飾有龍、蛇、果實等圖案，龍的造型蜿蜒纏繞於樹枝之間，仿佛在守護神樹，而果實則可能象征著“永生之果”或“天地間的能量結晶”。
與青銅神樹相伴出土的，還有數十件青銅神鳥與金飾神鳥。這些神鳥的造型高度統一：尖喙鋒利，雙眼圓睜，翅膀呈展翅飛翔狀，尾部修長且分叉，部分神鳥的腹部還雕刻有圓形的“太陽紋”，明確指向“神鳥與太陽”的關聯。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件“青銅神鳥立像”，神鳥雙腳站立於一個方形基座上，頭部微微上揚，翅膀向後展開，仿佛正準備展翅高飛，將太陽從東方馱向西方，完美詮釋了古蜀人“神鳥馱日”的信仰。
從三星堆文物的布局與祭祀場景來看，“神樹神鳥”崇拜在古蜀社會中占據著核心地位。三星堆的兩個祭祀坑中，青銅神樹均被放置在坑的中央位置，周圍環繞著青銅禮器、金器、玉器等，形成以神樹為中心的“祭祀陣列”。考古學家推測，這些祭祀坑是古蜀人舉行大型祭祀活動的場所，祭祀的核心目的是“溝通天地”——通過祭拜神樹與神鳥，祈求神靈保佑農業豐收、部族繁衍，並希望通過神樹這一“三界樞紐”，實現人與神靈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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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遺址：“神樹神鳥”崇拜的傳承與演變
金沙遺址位於四川成都，與三星堆遺址相距約40公裡，其文化年代晚於三星堆，是古蜀文明的又一重要中心。金沙遺址出土的文物，在延續三星堆“神樹神鳥”崇拜核心內涵的同時，也呈現出一些新的演變特征，體現了古蜀崇拜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金沙遺址最具代表性的文物，是“太陽神鳥金箔”。這件金箔呈圓形，直徑僅12.5厘米，厚度不足0.02厘米，卻采用了複雜的“鏤空”工藝，雕刻出四隻首尾相接的神鳥，圍繞著中央的太陽紋飛翔，形成“四鳥繞日”的圖案。神鳥的造型與三星堆青銅神鳥一脈相承——尖喙、展翅、長尾，但線條更為流暢簡潔，更具動感與藝術感染力；中央的太陽紋由12道順時針旋轉的光芒組成，既象征著太陽的光輝，也可能與古蜀人的天文曆法如“十二月”紀年）有關。“太陽神鳥金箔”的出土，證明古蜀人對“神鳥太陽”的信仰並未隨三星堆文明的衰落而消失，反而以更凝練、更精致的藝術形式傳承下來，成為金沙時期古蜀崇拜的核心符號。
除太陽神鳥金箔外，金沙遺址還出土了多件“神樹紋玉璋”與“神鳥紋玉璧”。玉璋上雕刻的神樹，雖然尺寸遠小於三星堆青銅神樹，但造型結構高度相似——樹乾分層，樹枝上棲息著神鳥，樹下有祭祀人物；玉璧上的神鳥紋，則與太陽神鳥金箔中的神鳥造型一致，進一步印證了“神樹神鳥”崇拜在金沙時期的普及性。值得注意的是，金沙遺址出土的神樹與神鳥文物，材質上更多采用玉與金，而非三星堆時期的青銅，這一變化可能與古蜀社會的資源獲取、技術發展以及審美觀念的轉變有關，但核心的崇拜內涵並未改變。
古蜀“神樹神鳥”崇拜的核心文化內涵
綜合三星堆與金沙遺址的文物特征，結合古蜀地區的自然環境與生產生活方式，可以歸納出古蜀“神樹神鳥”崇拜的三大核心文化內涵：
其一，“三界宇宙觀”。古蜀人通過神樹的造型，構建了“天、地、人”三界的宇宙結構——神樹的根部深入地下，代表“冥界”地），是萬物生長的根源；樹乾與樹枝位於人間，代表“人界”，是人類生活的空間；樹頂與神鳥、太陽相連，代表“天界”天），是神靈居住的地方。神樹則是連接三界的“樞紐”，人類可以通過祭拜神樹，實現與天界神靈的溝通，祈求神靈的庇佑。這種“三界宇宙觀”，是古蜀人對世界結構的基本認知，也是其祭祀活動的理論基礎。
其二，“太陽崇拜與農業信仰”。四川盆地雖物產豐富，但氣候濕潤，雲霧較多，日照相對不足，太陽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尤為重要。古蜀人以農業為主導產業，水稻、粟等農作物的生長離不開充足的陽光，因此對太陽產生了強烈的依賴與崇拜。而神鳥，則被視為太陽的“使者”或“載體”——神鳥馱著太陽東升西落，帶來光明與溫暖，保證農業的豐收。三星堆青銅神樹的“十日”意象與金沙“四鳥繞日”的圖案，本質上都是對太陽運行規律的崇拜與模擬，反映了古蜀人對農業豐收的渴望，以及對自然力量的敬畏。
其三，“祖先崇拜與族群認同”。在古蜀的神話傳說中，神樹與神鳥不僅是自然神靈的象征，還與祖先的起源有關。據《蜀王本紀》記載，古蜀的第一位先王“蠶叢”，“其目縱，始稱王”，而三星堆出土的縱目麵具，雙眼突出，可能就是蠶叢的形象；第二位先王“柏灌”，有學者認為“柏灌”即“伯鸛”，是一種水鳥，與神鳥崇拜存在關聯；第三位先王“魚鳧”，“鳧”指野鴨，同樣是鳥類的一種。由此可見，古蜀的先王傳說與“鳥”的意象密切相關，神鳥可能被視為古蜀族群的“圖騰”，而神樹則是祖先靈魂的棲息地。因此，祭拜神樹與神鳥，不僅是對自然神靈的祭祀，也是對祖先的緬懷與崇拜，通過這種共同的祭祀活動，古蜀族群形成了強烈的身份認同與凝聚力。
向北傳播：古蜀崇拜與中原文化的交融互鑒
中原地區，作為華夏文明的核心發源地之一，自夏商周時期起，就與周邊地區保持著密切的文化交流。古蜀文明通過向北的傳播路徑，將“神樹神鳥”崇拜的核心元素傳入中原，與中原的太陽崇拜、神話體係、天文觀念相結合，不僅豐富了中原文化的內涵，也為華夏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這一傳播過程，並非單向的“輸出”，而是雙向的“交融”——中原文化在吸收古蜀崇拜元素的同時，也將自身的文化理念傳入蜀地，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互動圖景。
商代晚期：殷墟玉鳥與古蜀“神鳥太陽”信仰的傳入
河南安陽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遺址距今約33003046年），也是中原地區青銅文明的鼎盛代表。在殷墟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大量與古蜀文化高度相似的文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殷墟玉鳥”，它成為古蜀“神鳥太陽”信仰傳入中原的直接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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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殷墟婦好墓商王武丁的妻子婦好之墓）出土了一件“玉鳥佩飾”，這件玉鳥的造型與三星堆青銅神鳥幾乎如出一轍：尖喙呈彎鉤狀，雙眼凸起，翅膀向後展開，尾部修長且分為兩叉，腹部雕刻有一個圓形的“太陽紋”，太陽紋的周圍還裝飾有放射狀的短線，象征太陽的光芒。從工藝風格來看，這件玉鳥的雕刻手法細膩，線條流暢，與三星堆青銅神鳥的“寫實風格”高度一致，而與同時期中原玉鳥常見的“抽象簡化風格”存在明顯差異。
為了進一步驗證這件玉鳥的來源，考古學家對其玉料進行了科學檢測。通過“激光剝蝕電感耦合等離子體質譜aicps）”技術，分析玉鳥的微量元素組成與同位素特征，結果發現，其玉料的化學成分與四川西部龍門山玉礦古蜀時期重要的玉料產地）的玉料完全匹配，而與中原地區常見的南陽玉、藍田玉等玉料存在顯著差異。這一檢測結果表明，這件殷墟玉鳥的玉料並非產自中原，而是從蜀地運輸而來，其製作工藝也極有可能源自古蜀工匠——要麼是古蜀工匠直接在中原製作，要麼是古蜀製作完成後，作為“文化信物”或“貢品”傳入中原。
除了玉鳥，殷墟還出土了一些與古蜀“太陽崇拜”相關的文物。例如，殷墟出土的部分青銅禮器上，雕刻有“太陽紋”與“鳥紋”組合的圖案，這種圖案在中原早期文化中極為罕見，而在三星堆與金沙遺址中則十分普遍。此外，殷墟甲骨文中有“鳥”“日”“鳳”等字的記載，部分卜辭內容涉及“祭祀鳥神”“祈求日出”等，如“貞：又侑）於鳥，亡無）災？”占卜：祭祀鳥神，是否會沒有災禍？），“貞：日有食，告於上甲？”占卜：發生日食，是否要向祖先上甲報告？）。雖然這些卜辭並未直接提及“神鳥馱日”，但結合殷墟玉鳥的出土，可以推測，古蜀的“神鳥太陽”信仰已傳入中原，並對商代晚期的祭祀活動與天文觀念產生了影響。
那麼，古蜀的“神鳥太陽”信仰是如何傳入中原的呢？從考古與文獻資料來看，主要有兩條路徑：一是“貿易往來”。蜀地盛產玉石、青銅、絲綢等物資，而中原則擁有發達的農業與手工業，兩地通過“蜀道”如金牛道、米倉道）形成了貿易通道。殷墟玉鳥的玉料來自蜀地，證明兩地存在玉石貿易，而“神鳥”作為古蜀的文化符號，可能隨著玉石等物資的運輸傳入中原。二是“政治聯姻與外交”。據《竹書紀年》記載，商代晚期，“蜀人來朝”，即古蜀與商王朝存在外交往來；婦好作為商王武丁的妻子，曾多次主持祭祀與軍事活動，殷墟玉鳥出土於婦好墓，可能是古蜀向商王朝進貢的禮物，或雙方政治聯姻的信物。無論是貿易還是外交，都為古蜀崇拜文化傳入中原提供了渠道。
周代：“扶桑神樹”傳說與古蜀神樹崇拜的中原化
進入周代距今約3046256年），古蜀崇拜文化在中原的傳播進一步深入，其中最顯著的表現是“扶桑神樹”傳說的流行。“扶桑神樹”是中原神話體係中最具代表性的神樹意象，而其起源，正是古蜀的神樹崇拜——通過文化交流傳入中原後，與中原的太陽崇拜、神話傳說相結合，最終成為華夏神話的重要組成部分。
《山海經》是記載“扶桑神樹”傳說最豐富的文獻，其中《海外東經》記載：“湯穀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東經》則記載：“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裡，其葉如芥。有穀曰溫源穀。湯穀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於烏”。這些記載描繪了一個清晰的場景：在東方的“湯穀”或“溫源穀”）中，生長著一棵巨大的神樹“扶桑”，樹上棲息著十隻“烏”神鳥），其中九隻在樹下的樹枝休息，一隻在樹頂的樹枝承載太陽運行，太陽從扶桑神樹升起，又從西方的“若木”另一棵神樹）落下，神鳥則是太陽的“載體”。
將《山海經》中“扶桑神樹”的記載與三星堆青銅神樹進行對比，會發現二者存在高度的一致性：
數量對應：三星堆青銅神樹有“三層樹枝、九隻神鳥、樹頂有日”，《山海經》中扶桑神樹有“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均為“十日”與“神樹”的組合；
功能對應：三星堆青銅神樹是“連接三界、神鳥馱日”的樞紐，扶桑神樹是“十日所浴、太陽升起”的場所，二者均與太陽運行、天地溝通有關；
形象對應：三星堆青銅神樹“樹乾筆直、樹枝分層、神鳥棲枝”，扶桑神樹“居水中、大木、其葉如芥”，均為“高大樹木”的形象，且都與“水”三星堆神樹底部有“樹根”象征地下水，扶桑神樹“居水中”）有關。
這種高度的一致性，並非偶然巧合。學者普遍認為，“扶桑神樹”的傳說源自三星堆的神樹崇拜——古蜀人將神樹與十日、神鳥的信仰融入神話，通過文化交流傳入中原後，中原人結合自身對東方日出的觀察中原地區位於黃河流域，人們認為太陽從東方升起），將神樹的生長地點設定為“東方湯穀”，並將神鳥稱為“烏”中原對鳥類的常見稱呼），最終形成了“扶桑神樹”的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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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山海經》，周代的其他文獻與文物也印證了“扶桑神樹”與古蜀神樹崇拜的關聯。例如，《楚辭·離騷》中記載：“飲餘馬於鹹池兮，總餘轡乎扶桑”，屈原在想象中騎著馬到“鹹池”太陽沐浴的地方）飲水，將韁繩係在扶桑神樹上，這裡的“扶桑”已成為與太陽緊密關聯的文化符號，與《山海經》的記載一脈相承。在文物層麵，陝西寶雞周原遺址西周早期都城遺址）出土的“青銅神樹紋方鼎”，鼎腹四麵均雕刻有神樹圖案——樹乾分層，樹枝上棲息著飛鳥，樹下有侍從跪拜，神樹的造型雖比三星堆青銅神樹簡化，但“樹鳥人”的組合模式與三星堆祭祀場景完全一致，可見古蜀神樹崇拜在周代中原地區已融入青銅禮器的裝飾體係，成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扶桑神樹”傳說在中原的傳播過程中，並非簡單複製古蜀崇拜，而是與中原文化進行了深度融合，呈現出“中原化”的特征。例如，中原人將“扶桑神樹”與“祖先崇拜”結合，認為扶桑是祖先靈魂升天的“天梯”——周代貴族墓葬中出土的部分“玉圭”，上麵雕刻有“人沿神樹攀登”的圖案，象征墓主人的靈魂沿著神樹升入天界，與祖先團聚。這種“靈魂升仙”的理念，是中原祖先崇拜與古蜀“神樹連接三界”觀念的結合，體現了文化融合的創造性。此外，中原人還將“扶桑神樹”與天文曆法結合，根據“十日”的意象製定“十日曆”一旬十天），並將神鳥“烏”與二十八星宿中的“朱雀”南方七宿的總稱）關聯，使古蜀的神鳥崇拜融入中原的天文體係，成為華夏天文觀念的重要組成部分。
春秋戰國至秦漢：古蜀崇拜元素的華夏化整合
進入春秋戰國時期距今約770221年），隨著周王朝的衰落與“禮崩樂壞”，各地文化交流更加頻繁，古蜀崇拜的元素進一步融入中原文化，並與其他地區的文化元素整合，最終成為華夏文明的共同符號。
在文獻方麵，《呂氏春秋·勿躬》記載：“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後益作占歲，烏餘作弓，夷羿作弓矢，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駕，寒哀作禦，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鹹作筮。”其中的“羲和”，在《山海經》中是“浴日於甘淵”的太陽之母，而“羲和作占日”則表明，與太陽相關的崇拜已成為中原天文曆法的重要來源，這背後正是古蜀“神鳥太陽”信仰與中原天文知識的融合。此外，《莊子·逍遙遊》中記載：“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裡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裡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這裡的“鵬鳥”，體型巨大、能展翅高飛，與古蜀神鳥“馱日飛翔”的意象有相似之處，有學者認為，“鵬鳥”的原型可能受到古蜀神鳥崇拜的影響，是古蜀神鳥在中原文學中的藝術化呈現。
在文物方麵，河南淅川下寺楚墓春秋時期楚文化遺址）出土的“青銅神鳥尊”，造型雖帶有楚文化的靈動風格，但神鳥的尖喙、展翅形態與三星堆青銅神鳥一脈相承，腹部的太陽紋也保留了古蜀崇拜的核心元素；山西侯馬晉國遺址春秋時期晉文化遺址）出土的“玉神樹”，由多節玉料拚接而成，樹枝上雕刻有神鳥與果實，與三星堆青銅神樹的結構一致，證明古蜀神樹崇拜已傳播至中原北部的晉國，成為晉文化的組成部分。
到了秦漢時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隨著大一統王朝的建立，華夏文明“多元一體”的格局正式形成，古蜀崇拜的元素也被徹底整合進華夏文明的整體框架中。秦始皇統一六國後，采用“五德終始說”確立秦朝的正統性，其中“水德”的象征之一是“玄鳥”黑色的鳥），而“玄鳥”的形象正是源自對古蜀神鳥與中原玄鳥商族圖騰）的整合。漢武帝時期，“太一神”成為最高神靈，祭祀“太一神”的場所中設有“神樹”，《史記·封禪書》記載：“上漢武帝）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雲。群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仙人以千數。”這裡雖然未直接提及神樹，但結合漢代畫像石中的“神樹”圖案如山東嘉祥武氏祠畫像石中的神樹，樹上有神鳥、仙人），可以推測，漢代祭祀“太一神”的神樹，正是對古蜀神樹、中原扶桑神樹的整合，成為華夏正統祭祀體係的一部分。
向南傳播：古蜀崇拜與西南少數民族文化的基因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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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區包括今雲南、貴州、四川西南部等）是古蜀文明的近鄰，自新石器時代起，古蜀與西南少數民族就存在密切的族群遷徙與文化交流。古蜀的“神樹神鳥”崇拜，通過向南的傳播路徑，深入西南少數民族的文化體係，與當地的原始崇拜、生產生活方式相結合，成為少數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傳播並非短暫的文化交流，而是長期的、深層次的融合——古蜀崇拜的核心內涵被少數民族吸收，並轉化為符合自身文化特色的信仰形式，最終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同體，為西南地區融入華夏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奠定了文化基礎。
戰國至漢代：滇文化中的“神樹祭祀”與古蜀崇拜的傳承
滇文化是西南地區最具代表性的少數民族文化之一，主要分布在今雲南中部與東部，其核心遺址是雲南晉寧石寨山遺址距今約24002000年）。石寨山遺址出土的大量青銅文物，尤其是“青銅貯貝器”上的雕刻圖案，清晰地展現了滇文化對古蜀“神樹神鳥”崇拜的傳承與發展。
青銅貯貝器是滇人用於儲存貝殼當時的貨幣）的重要器物，也是滇人財富與權力的象征。但石寨山遺址出土的多件青銅貯貝器，其器蓋上的雕刻並非簡單的裝飾圖案，而是生動還原了滇人“神樹祭祀”的完整場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石寨山12號墓青銅貯貝器”，器蓋直徑約30厘米，雕刻有近30個人物、1棵神樹以及多隻飛鳥，構成一個複雜而有序的祭祀場麵：畫麵中央是一棵高大的神樹，樹乾筆直，從底部到頂部分為5層，每層都有向兩側伸展的樹枝，樹枝上棲息著數隻飛鳥，飛鳥的造型與三星堆青銅神鳥高度相似——尖喙、展翅、長尾，部分飛鳥的腹部還隱約可見圓形紋路，疑似太陽紋；神樹的底部有3位身著華麗服飾的巫師，他們頭戴羽冠羽冠的羽毛造型與神鳥翅膀一致），手持法器法器為“樹枝狀”，象征神樹的枝條），麵向神樹跪拜，似乎在主持祭祀儀式；巫師周圍環繞著20多位平民，他們身著樸素的短衣，手持穀物、牲畜等祭品，排列成整齊的隊列，向神樹方向行進，呈現出“全民參與祭祀”的盛大場景；此外，神樹的周圍還雕刻有牛、馬等動物，這些動物可能是祭祀用的犧牲，與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動物骨骼如象牙、豬骨）的祭祀功能一致。
將這一“神樹祭祀”場景與三星堆祭祀坑的布局對比，可以發現二者存在高度的同源性：
核心載體一致：均以“神樹”為祭祀核心，神樹是連接人與神靈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