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屁股在指間燃到了頭，燙得老陳一哆嗦，才後知後覺地把它摁進積了厚厚一層灰的搪瓷缸裡。窗外天色灰蒙蒙的，像他這五十年來的人生，沒亮過。
他住的是老城區那種筒子樓，牆皮簌簌往下掉，露出裡頭猙獰的紅磚。樓道裡永遠彌漫著一股說不清的餿味，混合著隔壁張大媽家燉肉的香氣，可那香氣，半點也飄不進他這扇門。
五十了，老陳還是孤零零一個人。沒工作，年輕時在工廠混，廠子倒了，就再沒正經上過班。沒家庭，爹娘走得早，唯一的妹妹遠嫁，好些年沒聯係了，他連她生沒生孩子都不知道。沒女人，年輕時候相過幾個，要麼嫌他窮，要麼嫌他沒個正形，到最後，就剩下他自己。
他往那張吱呀作響的木板床上一癱，望著天花板上搖搖欲墜的吊扇。風扇葉上積的灰，跟他心裡的灰一樣厚。他想起前幾天翻出的舊筆記本，上麵記著些雞零狗碎的事，還有不少罵自己“敗類”的話。字是他寫的，可現在看著，陌生得很，像在看另一個倒黴蛋的人生。
筆記本裡還有英語筆記，那是他不知哪年心血來潮想學點東西，結果半途而廢。還有些對未來的幻想，比如“中大獎”“光明光明”，現在看來，都跟笑話似的。最紮眼的是那幾句紅筆寫的：“你會想聽我的喪氣話嗎？你會愛我嗎？”
愛？誰會愛一個五十歲、一事無成、窩在破樓裡的老光棍？老陳扯了扯嘴角，想笑，卻比哭還難看。
肚子餓了，他慢吞吞爬起來，翻遍了冰箱，隻有半瓶過期的醬油和幾個乾硬的饅頭。他也不嫌，就著自來水啃了起來。饅頭渣掉在油膩的地板上，他也懶得撿。
吃完，他又坐回床邊，點了根煙。煙霧繚繞中，他好像看到了年輕時候的自己，意氣風發，覺得世界都該圍著自己轉。可轉著轉著，就把自己轉到了這步田地。
“操。”他低聲罵了一句，聲音嘶啞得厲害。罵誰呢？罵自己吧。
手機安靜地躺在床頭櫃上，屏幕漆黑，像塊冰冷的墓碑。他拿起手機，想找個人說說話，哪怕隻是抱怨幾句。可通訊錄裡，能聯係的人，一隻手都數得過來，而且他知道，那些人，也沒誰真的願意聽他倒苦水。
他又放下手機，重新躺回床上，眼睛直勾勾地盯著天花板。外麵傳來鄰居關門的聲音，還有小孩打鬨的笑鬨聲。那些鮮活的氣息，都與他無關。
他就像一堆燃到儘頭的餘燼，沒了火，也沒了光，隻剩下一片冰冷的、灰蒙蒙的死寂，在這五十歲的年紀，無聲地蔓延開去，看不到儘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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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五十，他們都叫我老陳。其實叫不叫都無所謂，名字在這把年紀已經成了可有可無的標簽。
昨夜又沒睡著。淩晨三點，我數著窗外的路燈，一共七盞，從東到西，像半死不活的螢火蟲。這間租來的屋子牆上還貼著二零二四年的日曆，停在四月，上麵潦草地寫著“諸事不宜”。倒是應景。
筆記本攤在膝頭，紙頁泛黃。上次寫日記還是半年前，在西藏。那支鋼筆果然壞了，高原太乾，墨水凝在血管裡，像我的人生——早該流暢書寫的時候，偏偏卡住了。
年輕時也想過結婚。翻到去年三月二十九那頁，“宜破屋、求醫、治病”。真是諷刺，我的感情生活就是一座破屋，卻無醫可治。偶爾會想，要是當年某個節點做了不同選擇，現在會不會有個女人等我回家，孩子叫我爸爸？可這念頭轉瞬即逝，像煙灰一樣一彈就散。
體重一百九十五斤了。從不運動，啤酒倒是沒少喝。上周搬回來兩箱，玻璃瓶的，沉甸甸像搬著自己的骨灰盒。吃了三個月外賣，土豆泥拌粉，吃到分不清白天黑夜。有時候坐在塑料凳上，看蒸汽從餐盒縫裡冒出來，那點熱氣竟成了這屋裡最像活物的東西。
他們也說該改變。筆記本後麵幾頁寫著計劃：“730起床，不碰手機”。可笑，我連這都做不到。那些勵誌的話像貼在朽木上的金箔，終究要剝落的。
昨天在便利店，收銀的姑娘對我笑了笑。我竟慌得找錯錢。回來對著鏡子看了很久——花白頭發，眼袋浮腫，這樣一個人，憑什麼被愛呢？可心底還有個微弱的聲音在問：你會愛我嗎？明知不可能。
重要的，不重要的，都不重要了。我隻是活著，像牆角那攤水漬，慢慢蒸發。
但今天太陽出來時，我居然把堆積的啤酒瓶都扔了。還把窗簾拉開，讓陽光照進這間發黴的屋子。沒什麼理由，可能就是累了，累到連頹廢都顯得刻意。
筆記本最後一頁寫著：“希望下次見麵，你帶一抹陽光分我”。我合上本子，笑了笑。哪有什麼你，從今往後，隻有我。
這人生啊，像壞了的鋼筆，寫不出錦繡文章，但勉強還能劃拉幾道痕跡。夠了。
老陳推開窗，四月的風吹進來，帶著塵土和不知名的花香。他深深吸了一口氣，第一次覺得，或許明天可以試著下樓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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