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四月甲午這天，皇上到太廟祭祀。
監豫州的陳桃根得到一頭青牛，就獻給皇上，皇上卻下令把牛還給百姓。陳桃根又上表獻上織有羅紋的錦被各二百條，皇上詔令在雲龍門外把這些錦被都燒了。
庚子那天，齊國讓中書監陽休之做了尚書右仆射。
六月壬辰，咱們這邊把尚書右仆射王瑒提拔為左仆射。
甲戌日，齊主去了晉陽。
秋天七月丙戌，周主前往雲陽宮。
要說這大將軍楊堅，那長相氣質可太出眾了。畿伯下大夫長安人來和曾經對楊堅說：“您眼睛就像黎明的星星，啥都能看透，以後肯定能稱王得天下，不過希望您到時候能忍住彆亂殺人。”
周主一直對楊堅挺好的，結果齊王憲跟周主說：“普六茹堅楊堅原名）這長相太不一般了，我每次看到他，都感覺自慚形穢。這人恐怕不會久居人下，您得早點除掉他！”周主聽了也有點懷疑，就去問來和。來和卻糊弄著說：“隨公楊堅當時的封號）就是個能堅守節操的人，可以鎮守一方。要是讓他當將領，攻打陳國肯定能取勝。”
丁卯，周主回到長安。
在這之前呢，周主隻跟齊王憲還有內史王誼商量討伐齊國的事兒，還派納言盧韞坐驛車三次到安州總管於翼那兒問計策，其他人都不知道這事兒。丙子這天，才把大將軍以上的官員召集到大德殿，告訴他們要伐齊。
丁醜日，周主正式下詔討伐齊國，任命柱國陳王宇文純、滎陽公司消難、鄭公達奚震為前三軍總管，越王宇文盛、周昌公侯莫陳崇、趙王宇文招為後三軍總管。齊王憲率領兩萬兵馬奔赴黎陽，隨公楊堅、廣寧公薛迥帶領三萬水軍從渭水進入黃河，梁公侯莫陳芮率領兩萬兵馬守住太行道，申公李穆率領三萬兵馬守住河陽道，常山公於翼率領兩萬兵馬從陳、汝地區出發。王誼是王盟哥哥的孫子，達奚震是達奚武的兒子。
周主原本打算從河陽出兵，內史上士宇文弼就說：“齊國建立好多年了，雖然他們國君無道，但鎮守各地的官員還是有不少能人。咱們這次出兵，得選好地方。河陽是重要的交通要道，齊國的精兵都聚集在那兒，咱們要是全力攻打，恐怕很難成功。依我看，從汾曲出兵，那兒的防守相對薄弱，地勢也平坦，容易攻克。這才是適合用兵的好地方。”民部中大夫天水人趙煚說：“河南、洛陽這地方，四麵都可能受敵，就算咱們打下來了，也不好守。我覺得不如從河北直接攻打太原，端了他們的老巢，這樣就能一舉平定齊國。”遂伯下大夫鮑宏也說：“咱們強齊國弱，咱們治理得好齊國亂，還怕打不贏嗎！但先帝以前多次從洛陽出兵，齊國那邊都有防備，每次都沒成功。按我的計策，應該進兵汾、潞地區，直接突襲晉陽，打他們個措手不及，這才是上策。”但周主誰的建議都沒聽。鮑宏是鮑泉的弟弟。壬午這天，周主率領六萬大軍，直接朝著河陰進發。楊素請求率領他父親的部下做先鋒，周主答應了。
八月癸卯，周朝派使者來咱們這兒訪問。
周朝軍隊進入齊國境內後，下令禁止砍伐樹木、踐踏莊稼，違反的人都要斬首。丁未這天，周主攻打河陰的大城，成功拿下。齊王憲也攻下了武濟，接著包圍洛口，又拿下東、西兩座城，還放火燒了浮橋，把橋給弄斷了。齊國永橋大都督太安人傅伏，趁著夜色從永橋進入中潬城。周軍拿下南城後，就開始圍攻中潬城，結果二十天都沒打下來。洛州刺史獨孤永業鎮守金墉城，周主親自去攻打，也沒成功。獨孤永業連夜準備了兩千個馬槽，周軍聽說後，以為齊國的大軍要來了，心裡直發怵。
九月，齊國的右丞高阿那肱從晉陽帶兵來抵禦周軍。到河陽的時候，正好周主生病了，辛酉那天晚上，周主就帶兵回去了。周軍的水軍還把自己的戰船給燒了。傅伏對行台乞伏貴和說：“周軍現在疲憊不堪，我要是能有兩千精銳騎兵去追擊，肯定能打敗他們。”但乞伏貴和沒答應。
在這次行動中，齊王憲、於翼、李穆他們所到之處都取得了勝利，攻下、招降了三十多座城池，不過最後都放棄沒守。隻有王藥城這個地方太關鍵，就派儀同三司韓正去守，結果韓正沒多久就獻城投降齊國了。
戊寅日，周主回到長安。
庚辰這天，齊國任命趙彥深為司徒，斛阿列羅為司空。
閏月，車騎大將軍吳明徹帶兵攻打齊國的彭城，壬辰這天，在呂梁把好幾萬齊軍打得大敗。
甲午日，周主前往同州。
冬天十月己巳，皇上封皇子叔齊為新蔡王，叔文為晉熙王。
十二月辛亥初一，出現日食。
壬戌這天，任命王瑒為尚書左仆射，太子詹事吳郡人陸繕為右仆射。
庚午日，周主回到長安。
【內核解讀】
這段文字記載了南北朝末期北周與北齊之間的軍事博弈與政治暗流，折射出亂世中權力更迭的複雜邏輯。從現代視角審視，可從以下維度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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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決策的戰略博弈
北周武帝宇文邕此次伐齊公元575年河陰之戰），展現了典型的“試探性進攻”特征。其戰略部署呈現三大矛盾：
地理選擇的爭議
河陰今河南孟津）作為黃河渡口，雖為南北交通要衝，卻是北齊重兵防禦的核心區域。內史上士宇文弼提出“汾曲突破”、民部中大夫趙煚主張“直搗晉陽”、遂伯下大夫鮑宏建議“奇襲潞州”，均指向避開北齊防禦重心的機動戰術。但宇文邕堅持強攻河陰，既因急於證明自身軍事能力此前受製於權臣宇文護），也因河陰的政治象征意義——這裡是周武王伐紂的渡河之地，暗含“天命所歸”的正統性宣示。這種選擇雖符合帝王權謀，卻違背軍事理性，最終導致頓兵堅城、功虧一簣。
戰術執行的悖論
周軍雖頒布“禁伐樹踐稼”的嚴苛軍紀，試圖爭取民心，卻在實際作戰中暴露出後勤短板。洛州刺史獨孤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的虛張聲勢，竟令周軍誤以為北齊援軍將至，側麵反映出北周情報係統的薄弱。更關鍵的是，宇文邕在攻克30餘城後“棄而不守”的策略，暴露了其戰役目標的模糊性——究竟是戰略決戰還是戰術騷擾？這種搖擺直接導致資源浪費，為次年平陽之戰的絕地反擊埋下隱患。
將領能力的檢驗
楊堅作為水軍統帥，率三萬舟師自渭水入黃河，雖未取得顯著戰果，卻在撤退時成功焚毀舟艦、避免被俘，展現出危機處理能力。這與其早年在宇文護府中“麵不改色拾膾如儀”的隱忍形成呼應，印證了其“大勇若怯”的政治特質。而齊王宇文憲“所向克捷”卻無法改變全局，則凸顯了北周軍製中“將不知兵”的結構性缺陷——將領的戰術能力與戰略協同嚴重脫節。
政治生態的權力暗湧
預言政治的雙重性：楊堅“眼如曙星”的麵相預言，既是時人對其異相的真實記載，也是後世史家建構“天命轉移”敘事的工具。齊王宇文憲“恐非人下”的警惕，與來和“可鎮一方”的詭對，實則是北周統治集團內部對權力繼承的隱性博弈。這種通過相術預言進行的政治試探，在門閥政治盛行的南北朝尤為典型——既為潛在競爭者提供合法性背書，又為既得利益者提供打壓借口。
官僚體係的新陳代謝：北齊頻繁的人事調整如陽休之、趙彥深的升遷），折射出其政權的腐敗與低效。相比之下，北周通過“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告之”的秘密決策機製，強化了核心集團的凝聚力。這種“小範圍議事—大範圍執行”的模式，既避免了情報泄露，又通過選擇性授權鞏固了宇文邕的權威，為其後續誅殺宇文護、推行漢化改革奠定了基礎。
南北政權的互動邏輯：陳朝吳明徹在呂梁擊敗齊軍，看似孤立事件，實則是南北朝“三角博弈”的縮影。北周通過與陳朝的有限合作如派遣使者聘問），分散北齊兵力，而陳朝則試圖趁火打劫，收複淮南失地。這種“遠交近攻”的策略，在576年平陽之戰中達到頂峰——北周與陳朝形成默契，迫使北齊陷入兩線作戰的困境。
曆史轉折的微觀映射
技術細節的戰略價值：獨孤永業“辦馬槽二千”的心理戰術，堪稱古代信息戰的經典案例。其通過製造“大軍將至”的假象，成功遏製了周軍攻勢，印證了《孫子兵法》“攻心為上”的精髓。這種低成本高收益的策略，在冷兵器時代往往比正麵交鋒更具決定性。
天象記錄的政治隱喻：“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的記載，表麵是自然現象，實則是史家對北齊國運的隱喻。在天人感應觀念盛行的古代，日食被視為“君道有虧”的警示。結合此前宇文邕“焚羅文錦被”的節儉姿態，形成鮮明對比——北周以“有德之君”自居，北齊則因奢靡腐敗“失德於天”，為北周滅齊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論支撐。
個體命運的時代裹挾：傅伏“願得精騎二千追擊”的請求被拒，看似錯失戰機，實則暴露了北齊軍事體係的僵化。作為地方將領，傅伏的戰術判斷受製於中央集權的指揮體係，而宇文邕在河陰之戰中“因疾退兵”的偶然事件，又戲劇性地改變了戰役走向。這種“關鍵人物的偶然選擇決定曆史進程”的現象，在亂世尤為顯著。
文明演進的深層啟示
軍事倫理的古今對照周軍“禁伐樹踐稼”的紀律，與現代戰爭中的“人道主義原則”形成跨時空呼應。這種對平民權益的保護，既是爭取民心的政治手段，也是文明進步的標誌。而北齊“縱兵劫掠”的傳統，則加速了其統治合法性的流失，印證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永恒真理。
製度創新的曆史回響宇文邕“改諸軍軍士為侍官”的改革，將府兵製與均田製結合，開創了“兵農合一”的先河。這種製度設計不僅增強了北周的戰爭動員能力，更為隋唐府兵製奠定了基礎。而楊堅在河陰之戰中積累的水軍指揮經驗，則直接轉化為其後來滅陳時的戰略優勢。
預言敘事的現代解構楊堅“當王有天下”的預言，本質是權力合法化的敘事建構。這種將個人命運與天命關聯的手法，在古代屢見不鮮如劉邦斬白蛇起義），實則是統治者為鞏固權威、消解反抗的輿論工具。現代曆史學通過解構此類敘事，更能揭示曆史進程的複雜性與偶然性。
結語
這段看似瑣碎的曆史記錄，實則是南北朝末期政治軍事格局的全息投影。宇文邕在河陰之戰中的得失，既暴露了其作為軍事統帥的局限性，也彰顯了其作為政治家的韌性——他能在失敗中調整戰略，最終在公元576年平陽之戰中一雪前恥，完成統一北方的偉業。而楊堅在此次戰役中積累的政治資本與軍事威望，更使其在北周權力真空期脫穎而出，開啟了隋唐帝國的新紀元。這些微觀事件與宏觀趨勢的交織，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演進的壯麗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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