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德四年公元586年，丙午年）
春天，一月，後梁更改年號為廣運。
甲子日，黨項羌向隋朝請求投降。
庚午日，隋朝向突厥頒布曆法。
二月，隋朝開始讓刺史及上佐官員每年年末輪流入朝，呈上考核政績的材料。
丁亥日，隋朝又命令崔仲方征調十五萬壯丁，在朔方以東，沿著邊境的險要之地，修築幾十座城池。
丙申日，陳後主封皇弟陳叔謨為巴東王，陳叔顯為臨江王，陳叔坦為新會王，陳叔隆為新寧王。
庚子日，隋朝大赦天下。
三月，己未日，洛陽有個叫高德的男子上書，請求隋文帝做太上皇，把皇位傳給皇太子。隋文帝說：“我承受天命，撫育天下百姓，每天從早到晚勤勉努力，還怕做得不夠好。怎麼能效仿近代的帝王，把皇位傳給兒子，自己去追求安逸享樂呢！”
夏天，四月，己亥日，陳朝派周磻等人出使隋朝。
五月，丁巳日，陳後主立皇子陳莊為會稽王。
秋天，八月，隋朝派散騎常侍裴豪等人到陳朝訪問。
戊申日，隋朝的申明公李穆去世，隋朝以特殊的禮儀安葬他。
閏月，丁卯日，隋朝太子楊勇鎮守洛陽。
隋朝的上柱國郕公梁士彥討伐尉遲迥的時候，所到之處必定能攻克，後來接替尉遲迥擔任相州刺史。隋文帝忌憚他，把他召回長安。上柱國杞公宇文忻和隋文帝年少時關係很好，他善於用兵，很有威名。隋文帝同樣忌憚他，找個由頭免去了他的官職。宇文忻和柱國舒公劉昉都被隋文帝疏遠，閒居在家沒事做，心裡很是不滿，幾個人經常往來，暗中謀劃不軌之事。
宇文忻想讓梁士彥在蒲州起兵，自己在長安做內應，梁士彥的外甥裴通參與了這個陰謀，卻向隋文帝告發了他們。隋文帝不動聲色，任命梁士彥為晉州刺史，想看看他的反應；梁士彥很高興，對劉昉等人說：“這是天意啊！”他又請求讓儀同三司薛摩兒做晉州長史，隋文帝也答應了。後來梁士彥等人和公卿一起上朝謁見時，隋文帝命令左右侍從在朝堂上把梁士彥、宇文忻、劉昉等人抓起來。審問他們時，剛開始他們還不認罪。正好薛摩兒被抓來，隋文帝讓他當廷對質，薛摩兒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詳細說了一遍，梁士彥大驚失色，回頭對薛摩兒說：“你這是要害死我啊！”丙子日，梁士彥、宇文忻、劉昉都被處死，他們的叔侄、兄弟免去死罪，但被除去名籍。
九月，辛巳日，隋文帝穿著素服來到射殿，讓百官用射箭的方式來分取梁士彥等三家的財物，以此作為警戒。
冬天，十月，己酉日，隋朝任命兵部尚書楊尚希為禮部尚書。隋文帝每天清晨上朝，一直到太陽偏西都不知疲倦，楊尚希勸諫說：“周文王因為憂慮操勞而縮短了壽命，周武王因為生活安樂而延年益壽。希望陛下抓住國家的大政方針，把具體事務交給宰相大臣去辦。那些繁瑣細碎的事務，不是陛下應該親自處理的。”隋文帝覺得他說得對，但沒能聽從他的建議。
癸醜日，隋朝在襄州設置山南道行台；任命秦王楊俊為尚書令。楊俊的妃子崔氏生了個兒子，隋文帝很高興，對群臣進行了賞賜。
在秘書內省當值的博陵人李文博，家裡一向貧困，有人去他家祝賀他也得到賞賜，李文博說：“設立賞罰製度，是為了表彰功勞、懲罰過錯。如今王妃生了兒子，這和群臣有什麼關係，卻平白無故接受賞賜！”聽到這話的人都覺得很羞愧。
癸亥日，陳朝任命尚書仆射江總為尚書令，吏部尚書謝伷為仆射。
十一月，己卯日，陳朝大赦天下。
吐穀渾可汗誇呂在位已經有一百年了，多次因為自己的喜怒無常而廢掉或殺掉太子。後來的太子很害怕，就謀劃抓住誇呂然後投降隋朝；他向隋朝邊境的官吏請求派兵援助，秦州總管河間王楊弘請求出兵接應，隋文帝沒有答應。太子的計劃泄露，被誇呂殺了，誇呂又立他的小兒子嵬王訶為太子。疊州刺史杜粲請求趁著吐穀渾內部有矛盾去討伐，隋文帝還是沒有答應。
這一年，嵬王訶又害怕被誇呂殺掉，打算率領部落一萬五千戶投降隋朝，還派使者到隋朝朝廷，請求隋朝派兵迎接他們。隋文帝說：“吐穀渾的風俗，和中原的人倫道德大不相同，父親不慈愛，兒子也不孝順。我用道德來教導百姓，怎麼能促成他們做出這種大逆不道的事呢！”於是對使者說：“父親有過錯，兒子應該勸諫，怎麼能暗中謀劃這種不合法度的事，背上不孝的罵名呢！普天之下，都是我的臣民，各自做好事，就是稱了我的心意。嵬王既然想歸附我，隻需教導嵬王做臣子的道理，不能遠遠地派兵去，幫他做壞事！”嵬王訶這才打消了投降的念頭。
【內核解讀】
至德四年公元586年）的曆史畫卷，展現了多個政權在這一時期的風雲變幻，其中蘊含的政治智慧、權力博弈與治國理念，即便以現代視角審視，仍能給我們帶來諸多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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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梁國改元廣運，試圖以新的年號開啟新的階段，這在古代政權中是常見的政治象征，寄托著對國家發展的期許。而黨項羌向隋請降，反映出隋朝在當時的政治影響力和軍事威懾力，周邊勢力逐漸向其靠攏，為隋朝後續的統一大業奠定了一定基礎。
隋朝在製度建設上展現出積極作為。令刺史上佐每歲暮更入朝接受考課，這是加強中央對地方官員管理和監督的重要舉措，有利於規範官員行為、提升行政效率，強化了中央集權。崔仲方發丁十五萬築城於緣邊險要，體現了隋朝對邊防的重視，通過構築防禦工事，增強了國家的安全保障能力，為國家的穩定發展創造了條件。
然而，隋朝內部並非風平浪靜。梁士彥、宇文忻、劉昉等人因被疏遠而心懷怨望，陰謀不軌最終伏誅，這一事件折射出古代帝王對功臣的猜忌以及權力鬥爭的殘酷性。隋文帝在處理此事時，先隱忍觀察，後果斷出手，展現了其政治手腕，但也反映出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與不穩定因素。他命百官射三家資物以為誡，更是以一種極具警示性的方式告誡群臣要安分守己，維護統治秩序。
楊尚希勸諫隋文帝不要過於操勞繁碎之務，雖被認可卻未被采納，這體現了隋文帝勤政的一麵，但也暴露出古代君主集權製度下，君主個人精力有限與國家事務繁雜之間的矛盾。而李文博麵對王妃生男的賞賜，直言這種賞賜不合理，展現了其正直不阿的品格，也從側麵反映出當時官場中可能存在的不合理賞賜現象。
吐穀渾內部的父子相疑、權力鬥爭不斷，隋文帝拒絕介入其內部紛爭，主張以“德”訓人，反對支持“惡逆”之事，這體現了他在處理外部事務時的謹慎和對倫理道德的重視。這種做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隋朝卷入不必要的外部衝突，但也反映出古代統治者以自身統治理念和倫理標準來處理國際關係的特點。
總的來說，至德四年的這些曆史事件，是當時社會政治、軍事、外交等多方麵的縮影，其中的經驗教訓，如中央對地方的有效管理、權力製衡的重要性、治國理念的實踐等，對於我們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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