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皇十七年公元597年，丁巳年）
春天二月癸未日，太平公史萬歲攻打南寧的羌人，把他們平定了。一開始，梁睿打敗王謙的時候，西南的少數民族，不管是夷人還是獠人，基本都歸附了，就隻有南寧州的首領爨震仗著自己離得遠，不服管。梁睿就給皇帝上疏，說：“南寧州，在漢朝的時候就是牂柯的地盤，人口眾多，金銀財寶那叫一個豐富。以前梁朝的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王征調去荊州，當時中原戰事正緊，沒空顧及遠方，當地的土人爨瓚就趁機占了一塊地，後來國家隻能遠遠地封他做刺史，他兒子爨震就一直繼承到現在。可這爨震對朝廷太沒禮貌了，該交的貢賦也不上交，我請求趁著平定蜀地的兵力，順便把南寧也拿下。”後來南寧的夷人爨玩投降了，朝廷封他做昆州刺史，結果沒多久他又反叛了。於是朝廷任命左領軍將軍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帶兵去攻打。史萬歲從蜻蛉川進入，一直打到南中地區。夷人在各個險要地方都設了據點，史萬歲一路過關斬將，把他們都打敗了。路過諸葛亮的紀功碑，渡過西洱河，進入渠濫川，走了一千多裡地，攻破了三十多個部落，俘獲了男女兩萬多人。這下夷人們都嚇壞了，趕緊派使者來請求投降，還獻上直徑一寸的明珠。史萬歲就在那裡刻石碑，讚頌隋朝的功德。史萬歲請求把爨玩帶回朝廷，皇帝下詔同意了。可爨玩心裡卻打著小算盤，不想去京城，就拿金銀財寶賄賂史萬歲，史萬歲收了好處，就把爨玩丟下，自己回去了。
庚寅日，皇帝去了仁壽宮。
桂州的俚族首領李光仕造反了，皇帝派上柱國王世積和前桂州總管周法尚去征討。周法尚調嶺南的兵，王世積調嶺北的兵，約定在尹州會合。結果王世積那一路的士兵遇到瘴氣，走不了了，隻能停在衡州，就剩下周法尚獨自去征討。李光仕打不過，帶著一些精兵逃到白石洞死守。周法尚俘虜了很多李光仕手下的家眷，隻要有人來投降，就把他的妻子兒女還給他。過了十天，就有好幾千人投降。李光仕的隊伍徹底潰散，他自己也被追上砍了腦袋。
皇帝又派員外散騎侍郎何稠去招兵討伐李光仕。何稠去勸降了李光仕的黨羽莫崇等人，還按照皇帝的旨意，任命這些首領做州縣的官員。何稠是何妥哥哥的兒子。
皇帝因為嶺南的夷人和越人老是造反，就任命汴州刺史令狐熙為桂州總管，管理十七個州的軍事，還允許他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處理事務，刺史以下的官員，他都能直接任命。令狐熙到了地方，大力推行恩德和誠信，那些溪洞的首領們互相說：“以前的總管都是用武力威脅我們，現在這位卻是用文書來開導我們，咱們可不能再違抗了！”於是大家紛紛歸附。之前因為地方局勢不穩定，很多州縣的官員都到不了任，隻能在總管府辦公。令狐熙讓他們都回到各自的崗位，還幫著修建城邑，開辦學校，不管是漢人還是少數民族，都被感化了。俚族首領寧猛力，在陳朝的時候就占據了南海，隋朝建立後，安撫了他，封他做安州刺史。這寧猛力仗著自己地盤險要，一直很傲慢，從來不去拜見上級。令狐熙對他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寧猛力被感動了，主動到官府拜見，也不敢再鬨事了。令狐熙還上奏，把安州改成了欽州。
皇帝覺得手下的官員對上級不夠敬畏，很多事情都辦不成。三月丙辰日，就下詔說：“各個部門在判定屬官罪行的時候，如果按法律判輕了，但實際情節嚴重，允許在法律規定之外，酌情用杖刑。”這一下可好，上下官員互相逼迫，動不動就打人，都把殘暴當成有能力，把守法當成懦弱。
皇帝因為盜賊太多，下令偷一錢以上就要砍頭示眾，甚至有三個人一起偷了個瓜，被發現後就直接處死。這下出門在外的人都不敢隨便走了，起得晚睡得早，整個天下都人心惶惶。有幾個人劫持了官員，對他說：“我們可不是為了錢！我們是為那些被冤枉的人出頭。你替我們給皇帝帶個話：從古到今，治理國家定法律，可沒有偷一錢就判死刑的。你要是不把這話傳給皇帝，我們還會再來，到時候你們都彆想好過！”皇帝聽說後，就取消了這個法律。
有一次，皇帝正生氣，想在六月用杖刑殺人，大理少卿河東人趙綽堅決反對，說：“六月是夏天，天地萬物都在生長，這個時候不適合殺人。”皇帝反駁說：“六月雖然萬物生長，但這時候也經常打雷啊，我按照上天的規律行事，有什麼不行！”最後還是把人殺了。
大理寺有個叫來曠的官員，上奏說大理寺的官員判案太寬鬆。皇帝覺得來曠這人挺正直，就讓他每天在五品官員的行列裡參見。這來曠又舉報少卿趙綽隨意免除犯人的徒刑。皇帝派親信去調查，結果發現趙綽並沒有偏袒徇私。皇帝這下可氣壞了，下令將來曠斬首。趙綽又出來據理力爭，說不能將來曠處死，皇帝氣得一甩袖子，轉身進了內室。趙綽腦子一轉，喊著：“陛下，我不再說來曠的事了，我還有其他事要奏報。”皇帝這才讓人把他帶進內室。趙綽趕緊跪下，拜了兩拜說：“陛下，我有三條死罪。我作為大理少卿，沒管好下麵的官員，讓來曠觸犯了刑律，這是第一條。犯人不該死，我卻沒能拚死諫爭，這是第二條。我本來沒彆的事，卻撒謊求見陛下，這是第三條。”皇帝聽他這麼一說，臉色才緩和了些。正好獨孤皇後也在旁邊，就下令賞賜趙綽兩杯金杯酒，連杯子一起賞給他了。來曠因此免了死罪，被流放到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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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摩訶的兒子蕭世略在江南造反，按道理蕭摩訶也要受牽連。皇帝說：“蕭世略還不到二十歲，他能掀起什麼風浪？肯定是因為他是名將之後，被彆人逼著乾的。”就想赦免蕭摩訶。趙綽卻堅決反對，皇帝拗不過他，又想趁趙綽走後赦免蕭摩訶，就叫趙綽先去吃飯。趙綽說：“我上奏的案子還沒處理完，不敢退下。”皇帝沒辦法，隻好說：“大理少卿，你就為朕特彆赦免蕭摩訶吧。”然後讓身邊的人把蕭摩訶放了。
刑部侍郎辛亶曾經穿了條紅色的褲子，民間傳說穿這個能升官。皇帝覺得這是在搞迷信活動，要把他斬首。趙綽說：“按照法律，他不該死，我不能接受這個詔令。”皇帝氣得不行，說：“你這麼心疼辛亶，就不心疼自己！”下令把趙綽拉出去斬首。趙綽說：“陛下您寧可殺了我，也不能殺辛亶。”到了朝堂，趙綽解開衣服準備受刑，皇帝派人來問他：“你還堅持嗎？”趙綽回答：“我一心執法，不怕死！”皇帝氣得又一甩袖子進了內室。過了好一會兒，才把趙綽放了。第二天，皇帝還專門向趙綽道歉，又安慰鼓勵他，賞賜了三百段財物。
當時皇帝禁止使用質量不好的錢，有兩個人在集市上用壞錢換好錢，被巡邏的武侯抓住報告給皇帝，皇帝下令把這兩人都斬首。趙綽又進諫說：“這兩人的罪過最多打一頓板子，殺了他們不符合法律規定。”皇帝不耐煩地說：“這事兒和你沒關係。”趙綽說：“陛下您不嫌我笨，把我放在司法部門，現在要隨便殺人，怎麼能和我沒關係呢！”皇帝說：“你就像要撼動大樹，樹不動你就該退下。”趙綽回答：“我希望能感動陛下的天心，還管什麼大樹動不動。”皇帝又說：“喝湯的時候湯太燙，就先放下，你是想挫損天子的威嚴嗎！”趙綽還是一個勁兒地磕頭，還往前湊，皇帝嗬斥他，他也不肯退，最後皇帝沒辦法，隻好又進了內室。治書侍禦史柳彧也上奏懇切地勸諫，皇帝這才打消了殺那兩人的念頭。
皇帝覺得趙綽真誠正直，經常把他帶到內室。有時候皇帝和皇後坐在一張榻上，就招呼趙綽坐下，一起討論國家大事的得失，前前後後賞賜給他的財物不計其數。趙綽和大理卿薛胄同一時期在任，兩人都以公正寬厚出名。不過薛胄斷案注重情理，趙綽則嚴格守法，兩人都很稱職。薛胄是薛端的兒子。
【內核解讀】
這段關於隋文帝開皇十七年的記載，像一幅立體的曆史畫卷，展現了隋初在軍事、法律、邊疆治理等領域的複雜麵相，其中的治理邏輯、人性博弈與製度張力，即便放在今天看，仍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邊疆治理：武力與懷柔的“雙軌實驗”
隋初對邊疆的治理，呈現出鮮明的“剛柔並濟”特征，但效果卻因執行者的選擇而天差地彆。
史萬歲平定南寧羌今雲南一帶），一路破三十餘部、拓地千裡，展現了隋朝軍事力量的威懾力，但其收受爨玩賄賂而縱虎歸山，又暴露了邊疆將領權力失控的隱患——武力能暫時壓服反抗，卻因腐敗消解了治理根基，為日後叛亂埋下伏筆。
反觀令狐熙治理嶺南，則走出了一條“以恩信代兵威”的路徑。麵對俚、越等族的反複叛亂，他不依賴軍事鎮壓，反而“大弘恩信”，通過親自手寫文書曉諭部族、派遣官員赴任、建城邑、開學校，用製度建設與文化融合消解隔閡。連恃險驕橫的寧猛力都主動歸附，證明“柔性治理”在民族地區的長效性：比起武力征服，尊重差異、推動融合的“攻心”之策，更能實現邊疆的長治久安。
法律製度：從“極端嚴苛”到“有限修正”的搖擺
隋文帝在這一年的法律實踐，堪稱“君主意誌與法律理性的角力場”。
他曾規定“盜一錢以上皆棄市”，甚至三人共盜一瓜即處死，這種極端重刑看似為了遏製犯罪，實則引發全社會恐慌——“行旅皆晏起早宿”，連路人都因恐懼而改變作息。直到被“劫執事者”直言“自古以來未有盜一錢而死者”，才被迫廢止，這揭示了一個樸素的治理規律：法律的威懾力不在於殘酷，而在於公平與適度，超出社會共識的“惡法”，終將被現實反噬。
更值得玩味的是隋文帝的“雙重標準”：他既允許“律外決杖”，鼓勵官員用酷刑立威，又在趙綽的反複勸諫下，多次修正自己的專斷判決如赦免來曠、辛亶、惡錢交易者）。這種搖擺，暴露了專製皇權下法律的本質——它既是統治工具，又需維持“正義”的表象。當君主意誌與法律條文衝突時，趙綽這類“執法者”的堅守就成了關鍵：他敢在朝堂解衣待斬仍堅持“寧殺臣，不可殺辛亶”，用生命扞衛法律底線，恰是古代司法中“理性微光”的體現。
人性與製度：權力場中的“堅守與妥協”
這段記載中的人物群像，生動展現了權力結構下的人性選擇。
史萬歲是“能吏+貪官”的混合體，他的軍事才能與貪腐行為並存，反映了古代邊疆將領“功過難辨”的普遍困境；趙綽則是“理想主義司法者”的代表，他以“三死罪”自劾、冒死諫言，甚至不惜“矯言求入”勸諫，用迂回策略對抗皇權專斷，其“執法一心，不敢惜死”的信念，超越了時代局限，成為後世“司法良知”的象征。
而隋文帝本人，更像是一個矛盾的集合體：他既有“六月行誅”的剛愎，又能在趙綽苦諫後“解顏”赦人；既想靠重刑立威，又在現實教訓前修正錯誤。這種矛盾，本質是“專製皇權”與“治理理性”的博弈——他需要用絕對權威維護統治，卻也不得不承認：僅憑暴力與專斷，無法支撐一個龐大帝國的運轉。
結語：曆史的鏡鑒意義
開皇十七年的這些事件，看似零散，卻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命題：治理的本質，是平衡而非極端。邊疆治理中，武力與懷柔的平衡決定穩定；法律實踐中，威懾與公平的平衡決定認同；權力運行中，權威與理性的平衡決定長久。趙綽的堅守提醒我們：製度的生命力，往往係於那些敢於對抗“極端”的人；而隋文帝的修正則證明：任何脫離現實的治理手段，終將被曆史拉回正軌。這或許就是千年之前的這段曆史，留給今天的最珍貴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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