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內史侍郎薛道衡因為才學出眾，名氣特彆大，長期處在重要職位上。隋文帝晚年的時候，他被調出京城去當襄州總管。隋煬帝即位後，把他從番州刺史任上召回來，想讓他當秘書監。
薛道衡回來後，給隋煬帝獻上一篇《高祖文皇帝頌》，隋煬帝看了不高興，跟蘇威說：“薛道衡把先朝說得那麼好，這就跟《詩經·魚藻》裡諷刺周幽王的意思差不多啊。”就封薛道衡做司隸大夫，打算找機會治他的罪。司隸刺史房彥謙勸薛道衡彆跟人來往，說話做事低調點，薛道衡不聽。正好趕上討論新的法令，一直定不下來，薛道衡就跟大臣們說：“要是高熲還活著，這法令早就定下來實行了。”有人把這話告訴了隋煬帝，隋煬帝生氣地說：“你還想著高熲呢！”就把薛道衡交給執法的人去審問。裴蘊上奏說：“薛道衡仗著自己有才，又資格老，心裡根本沒皇上，把過錯都推給國家，還亂搞事情。要說他的罪名，好像不太明顯，但從他的心思來看，那就是大逆不道。”
隋煬帝說：“沒錯。我年輕的時候跟他一起做事，他就看不起我年紀小，還跟高熲、賀若弼他們在外麵濫用權力。等我當了皇帝，他心裡一直不安分，就因為天下太平，才沒機會造反。你說他大逆不道，真是說到我心裡去了。”薛道衡覺得自己犯的不是啥大錯，催著司法部門趕緊結案，想著上奏的時候隋煬帝肯定會赦免他，還讓家裡人準備酒菜，等著客人來祝賀呢。
結果上奏後，隋煬帝讓他自殺，薛道衡根本沒想到會這樣，一時下不去手。司法部門又上奏，最後就把他勒死了，他的妻子兒女也被流放到且末。天下人都覺得他挺冤的。
隋煬帝大規模檢閱軍備物資，稱讚兵器鎧甲做得好，宇文述趁機說：“這可都是雲定興的功勞啊。”隋煬帝馬上就提拔雲定興做太府丞。
【內核解讀】
大業五年公元609年）的這段記載，像一部濃縮的“隋亡前史”——表麵上帝國達到巔峰，疆域、戶數、聲威都創下紀錄；但細究細節，每個“輝煌”的背後都藏著加速崩塌的隱患，字裡行間全是隋煬帝統治的致命缺陷。
“盛世”的真相：用民力堆出來的泡沫
史書記載這一年“隋氏之盛，極於此矣”：一百九十個郡、一千二百五十五個縣，八百九十萬戶，疆域東西九千多裡、南北一萬四千多裡，西域二十七國臣服，吐穀渾故地設郡，絲綢之路似乎徹底打通。但這份“盛”，是用百姓的血肉堆起來的。
為了西巡炫耀，隋煬帝強令武威、張掖的百姓“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夠鮮亮就由郡縣逼迫籌備；為了維持西域駐軍，西京及西北諸郡每年向塞外轉運物資“钜億萬計”，運輸途中因艱險或寇掠導致人畜死亡的，郡縣竟要“征破其家”——百姓不僅要承擔沉重勞役，還要為運輸損失兜底，“西方先困”隻是開始，全國的民力早已被透支。
更荒誕的是，為了所謂“龍種”，他在青海放兩千匹母馬求“龍馬”，最終“無效而止”。這種勞民傷財的迷信行為，與西巡時“騎乘嗔咽，周亙數十裡”的排場形成呼應：這位帝王在乎的從不是實際治理，而是“麵子工程”的極致。
帝王的虛榮：用權力賭國運的任性
隋煬帝的統治邏輯，始終圍繞“自我炫耀”展開。他西巡的核心目的，不是穩定邊疆，而是向西域諸國證明“中國之盛”。他得意地對臣下嘲諷“江東諸帝”深居宮中，自詡“巡狩”是盛世標配，卻把巡狩變成了一場耗資無度的“帝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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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這場秀，他可以因“橋未成”就斬殺都水使者及9名督役者，用酷法逼出效率；可以讓文武百官、後宮妃主在大鬥拔穀的風雪中“饑餒沾濕”，士兵凍死者過半、馬驢損失十之八九，而他關心的隻是“萬國來朝”的場麵。
這種“麵子高於一切”的任性，在軍事上更顯危險：討伐吐穀渾時，右屯衛大將軍張定和因輕敵不披甲而戰死，暴露了將領的輕率；追擊伏允的梁默部又兵敗被殺，可見軍事行動的隨意性。帝國的武力，竟成了帝王炫耀的工具，而非穩固統治的保障。
製度的崩壞：從“均田”到“酷法”的謊言
這一年，隋煬帝下詔“天下均田”，看似延續北魏以來的惠民政策，但結合“民間鐵叉、搭鉤、刃之類皆禁之”的禁令，不難看出真實目的：一方麵用“均田”名義安撫百姓，另一方麵收繳農具類鐵器，實則是加強對民間的控製——怕百姓反抗，更怕他們“不老實”。
而裴蘊的“貌閱”核對戶口）更暴露了製度的敗壞。他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的酷法逼出二十四萬新增男丁、六十四萬新增人口，被隋煬帝讚為“全由裴蘊”。但這種“成果”是靠株連和脅迫得來的：允許百姓舉報，被舉報者要替舉報者繳賦役，本質是製造民間互相監視的恐怖氛圍。
更可怕的是裴蘊掌握司法後的操作：“所欲罪者，則曲法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刑部、大理寺都成了擺設。這種“朕即法律”的專製，讓製度徹底淪為帝王意誌的工具——薛道衡因一句“向使高熲不死”就被羅織“悖逆”罪名賜死，天下冤之，卻無人敢爭，可見統治機器已完全失能。
崩塌的伏筆：從內部潰爛的統治
這一年的“盛”，本質是帝國的“回光返照”。隋煬帝看似掌控一切：改東都、控西域、製突厥立始畢可汗），但核心統治集團早已潰爛。
薛道衡之死，是對功臣集團的公開清算——因懷念前朝舊臣就被定為“無君之心”，暴露了隋煬帝的猜忌與狹隘；裴蘊、宇文述之流靠迎合上意上位宇文述一句話就讓雲定興升官），說明朝堂已被“順我者昌”的小人占據；而吐穀渾新立可汗順“不果入而還”，則顯示邊疆治理的失敗——靠武力征服的土地，終究無法靠虛名穩固。
大鬥拔穀的風雪中，“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的狼狽，恰是這個帝國的隱喻：表麵的光鮮下，早已是上下離心、危機四伏。
結語：巔峰即是懸崖
大業五年的“極盛”，其實是隋朝從巔峰墜落的起點。隋煬帝用無限透支民力換來了疆域的擴張與萬國來朝的虛榮，用破壞製度與誅殺異己換來了暫時的“集權”，卻沒意識到：百姓的忍耐有極限，製度的崩壞不可逆，人心的離散難挽回。
這一年之後，隋末農民起義的烽火即將燃起。所謂“盛極”，不過是專製皇權在崩塌前，最後一次用力揮舞的鞭子——抽向百姓，也抽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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