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業十一年公元615年，乙亥年）
春天，正月的時候，秘書省增加了一百二十個官職，都用學士來補上。皇帝特彆喜歡讀書和搞創作，從他當揚州總管那會兒起，就設置正府學士，人數多達百人，經常讓他們搞編纂工作。一直到他當了皇帝，前前後後快二十年了，編纂工作就沒停過。從經學、文章，到軍事、農業、地理、醫學、占卜，再到佛教、道教，甚至賭博、馴鷹養狗這些方麵，都編成了新書，而且內容特彆精細全麵，一共編成三十一部，有一萬七千多卷。一開始，西京嘉則殿有三十七萬卷藏書，皇帝讓秘書監柳顧言等人整理，去除那些重複、雜亂的，挑出三萬七千多卷正統的禦本，收藏在東都的修文殿。又抄了五十份副本，根據質量分為三品，分彆放在西京、東都的宮殿、官署和官府。那些正統的禦本裝幀精美，卷軸用寶玉裝飾，書套是錦緞做的。在觀文殿前建了十四間書室，裡麵的窗戶、床鋪、被褥、櫥櫃、帳幔，全都特彆奢華漂亮。每三間開一個方形的門，掛著錦緞的幔子，上麵有兩個飛仙。門外的地上設置了機關。皇帝到書室的時候，有宮女拿著香爐在前麵走，踩到機關，飛仙就會下來，收起幔子，門和櫥櫃的門都會自動打開。皇帝離開後，幔子又垂下來，門窗也恢複關閉的樣子。
因為當時人口逃亡，盜賊又多，二月庚午日，皇帝下詔讓老百姓都搬到城裡住，田地就分給離城近的地方。郡縣、驛站、亭子、村莊、塢堡都要修築城牆。
上穀有個強盜頭子叫王須拔，自稱漫天王，國號為燕；還有個強盜頭子魏刀兒，自稱曆山飛，他們手下都有十多萬人。向北和突厥勾結，往南侵擾燕、趙地區。
當初，高祖做夢夢到洪水淹沒了都城，心裡很忌諱這事兒，所以就把都城遷到了大興。申明公李穆去世後，他的孫子李筠繼承了爵位。李穆的叔父李渾嫌棄李筠小氣，就指使哥哥的兒子李善衡把李筠殺了，還誣陷李筠的堂弟李瞿曇，讓他抵了命。李渾對他妻子的哥哥左衛率宇文述說：“要是我能繼承爵位，每年就把國家賦稅的一半給你。”宇文述就替他在太子麵前說好話，又上奏給高祖，於是李渾就成了李穆的繼承人。兩年之後，李渾卻不再給宇文述國家賦稅了，宇文述特彆記恨他。皇帝即位後，李渾一路升官，做到右驍衛大將軍，還改封為郕公。皇帝因為他家勢力龐大，心裡很忌憚。正好有方士安伽陀說“李氏會當天子”，勸皇帝把天下姓李的人都殺了。李渾的侄子將作監李敏，小名叫洪兒，皇帝懷疑他的名字應了這個預言，還當麵跟他說了，希望他自己了斷。李敏特彆害怕，多次和李渾、李善衡避開旁人私下商量。宇文述就向皇帝打小報告，還派虎賁郎將河東人裴會基上表告發李渾造反。皇帝把李渾等人抓起來，派尚書左丞元文都、禦史大夫裴蘊一起審理，審問了好幾天，都沒發現造反的證據，就如實向皇帝報告了。皇帝又讓宇文述徹底追查。宇文述就誘導、教唆李敏的妻子宇文氏寫了份表，誣告李渾打算趁著皇帝渡遼的時候，和家裡那些當將領的子弟一起襲擊皇帝的禦營，擁立李敏當天子。宇文述拿著這份表進宮上奏，皇帝哭著說：“我的江山社稷差點就沒了，多虧了你才保住啊。”三月丁酉日，皇帝殺了李渾、李敏、李善衡和他們宗族裡的三十二個人，三代以內的親屬都被流放到邊疆。幾個月後，李敏的妻子也被毒死了。
有兩隻孔雀從西苑飛到寶城朝堂前，親衛校尉高德儒等十多個人看見了，上奏說看到的是鸞鳥。當時孔雀已經飛走了，沒辦法驗證，於是百官都來祝賀。皇帝下詔說高德儒心地真誠，和祥瑞暗中契合，最先看到了吉祥的征兆，提拔他為朝散大夫，賞賜給他一百段布帛，其他人也都賞賜了成捆的絲帛。還在孔雀停留的地方修建了儀鸞殿。
己酉日，皇帝出發去太原；夏天，四月，到汾陽宮避暑。汾陽宮的宮城又小又擠，百官和士兵們隻能分散在山穀裡，搭草棚當營地住著。
朝廷任命衛尉少卿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李淵可以按照皇帝的旨意任免、選拔郡縣的文武官員，還能征調河東的軍隊去討伐抓捕各路盜賊。李淵行軍到龍門的時候，攻打強盜頭子母端兒，把他打敗了。
秋天，八月乙醜日，皇帝到北塞巡視。
【內核解讀】
大業十一年的曆史片段，如同一麵棱鏡，折射出隋末統治的多重危機，也暗含著王朝崩塌的伏筆。
隋煬帝對文化典籍的極致追求，看似彰顯文治武功，實則暴露了好大喜功的統治心態。增秘書省官、修撰萬餘卷書籍，甚至為藏書打造奢華書室與自動機械裝置，這種對形式主義的癡迷，與“戶口逃亡、盜賊繁多”的現實形成荒誕對比。當底層百姓在生存邊緣掙紮時，帝王卻將資源耗費在典籍的裝裱與藏書室的精巧設計上，折射出統治階層與民間疾苦的徹底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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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渾案的處理，則儘顯專製皇權的殘酷與多疑。因方士一句“李氏當為天子”的讖語，便對功臣後裔羅織罪名、族誅三十二人，連坐三族以上者流放，這種毫無法理依據的屠殺，不僅寒了官僚集團的心，更暴露了隋煬帝對自身統治合法性的深層焦慮。宇文述因私怨構陷、敏妻被迫誣告的細節，撕開了官僚體係中私權淩駕公法的膿瘡——當政治鬥爭淪為私人恩怨的工具，當司法成為皇權猜忌的刀斧，王朝的根基已在猜忌與殺戮中腐朽。
孔雀被附會為“鸞鳥”的鬨劇，更凸顯了末世官場的諂媚與虛妄。十餘名官員將常見鳥類曲解為祥瑞，隋煬帝不僅不辨真偽，反而大肆封賞、修建儀鸞殿，這種對“嘉祥”的病態渴求，本質上是用虛假的吉兆掩蓋現實的危機。當謊言成為晉升捷徑，當自欺欺人成為統治常態，整個政權的糾錯機製已完全失靈。
而李淵的登場，恰似亂世中的一個注腳。被任命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時，他討捕群盜的行動看似是在維護隋室統治，實則為其積累軍事實力、籠絡人心提供了契機。隋煬帝此時對李氏的猜忌尚未波及李淵，卻不知正是這個被委以平叛重任的將領，日後將成為終結隋王朝的關鍵力量。
從太原巡幸到北塞巡遊，隋煬帝始終保持著帝王的巡遊姿態，即便汾陽宮狹隘到百官需結草為營，仍不改其出行慣例。這種對儀式感的執著，暴露了他對統治實質的迷失——當帝王將精力耗費在巡遊與排場之上，而非解決盜賊四起、民不聊生的根本問題時，王朝的覆滅已隻是時間問題。
大業十一年的種種事件，共同勾勒出一幅末世圖景：帝王沉迷虛妄、官僚諂媚成風、百姓流離失所、危機暗流湧動。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實則是專製皇權失控後的連鎖反應，最終將隋王朝推向了分崩離析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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