鉛灰色的雲層，壓在明斯克工業區的上空，像一塊浸透了苦難的臟抹布，把最後一絲陽光也捂得嚴嚴實實。
瓦西裡攥著口袋裡，僅有的半塊黑麵包，指節因為用力而發白。
麵包渣透過粗布口袋的縫隙往下掉，他下意識地彎腰去接，卻被身後的皮靴，狠狠踹在膝蓋上。
“狗娘養的，耽誤老子巡邏！”白匪兵的馬刀鞘，砸在他的後背上，沉悶的疼痛，讓他幾乎喘不過氣。
瓦西裡死死咬著牙，不敢回頭，他見過反抗的下場。
上周在工廠門口，老鉗工尼古拉，隻是因為抱怨了一句工資被克扣。
就被白匪兵拖到廣場上，當著所有人的麵，打斷了雙腿，理由是“煽動反革命情緒”。
他踉蹌著爬起來，拍了拍沾滿塵土的工裝褲，褲腿上的補丁層層疊疊。
最裡麵的一層，還是三十年前集體農莊時期的布料。
三十年，像一場荒誕的噩夢。
曾經的蘇聯，那個讓他父親伊萬驕傲得挺直腰杆的國家。
那個能讓工人分到寬敞住房、孩子免費上學、生病能得到醫治的國家。
在兩年前的那個寒冬，徹底崩塌了。
白匪和資本家像一群餓狼，撲向了這個龐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他們拆分工廠，把國有資產低價賣給外國資本。
他們廢除集體農莊，把土地分給少數地主和投機者。
他們燒毀黨校，禁止人們談論馬克思和列寧，甚至連紅五星和鐮刀錘頭的圖案都成了禁忌。
短短兩年時間，曾經的超級大國四分五裂，十幾個獨立國家各自為戰。
而瓦西裡所在的白羅斯，恰好卡在三個分裂國家的交界處，成了白匪和資本家最猖獗的地方。
回到家時，低矮的板房裡，彌漫著煤煙和饑餓的味道。
父親伊萬正坐在門檻上，手裡摩挲著一個用鐵皮做成的簡陋紅星。
那是他年輕時在紅軍服役時的紀念品，藏在牆縫裡兩年，才敢偶爾拿出來看看。
老人的眼睛已經花了，但指尖劃過紅星棱角的動作，卻異常輕柔，像是在撫摸自己的孩子。
“爸，今天工廠又裁員了，彼得羅夫大叔被趕走了，他們說他年紀大，乾不動活。”
瓦西裡把半塊黑麵包放在桌子上，那是他一天的口糧。
“老板說，下個月的工資，要換成廠裡的代金券，隻能在他開的商店裡用，價格比外麵貴三倍。”
伊萬渾濁的眼睛裡，泛起一層水霧，他把紅星小心翼翼地揣進懷裡，歎了口氣道。
“我們那時候不是這樣的。”
老人的聲音沙啞，卻帶著一種穿透歲月的清晰。
“1956年，我剛進拖拉機廠，廠裡有食堂、有澡堂、有子弟學校。”
“冬天車間裡有暖氣，夏天有風扇，每個月發的工資能買二十公斤肉，逢年過節還有福利。”
“那時候，我們相信，日子會越來越好，共產主義就在前麵等著我們。”
瓦西裡低著頭，他聽過無數次父親講過去的日子。
那時候，街道上掛著列寧和斯大林的畫像，孩子們唱著《國際歌》上學。
工廠的牆壁上寫著“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他小時候，還跟著父親去參加過五一勞動節的遊行，紅旗如海，歌聲如潮，那種萬眾一心的熱情感動得他熱淚盈眶。
可現在，紅旗被焚燒，歌聲被禁止，連談論過去，都成了危險的事情。
“昨天，我在菜市場看到卡佳了。”伊萬突然說，聲音壓得很低，“她偷偷塞給我一張紙條，你看看吧。”
瓦西裡心裡一緊，卡佳是尼古拉大叔的女兒，也是他從小一起長大的夥伴。
尼古拉大叔被打斷腿後，卡佳就失蹤了，大家都以為她要麼逃去了彆的國家，要麼已經遭遇了不測。
他接過父親遞過來的紙條，那是一張從作業本上撕下來的紙，上麵用鉛筆寫著一行歪歪扭扭的字。
“明晚八點，老磚廠，找紅星標記。”
看到這幾個字的瓦西裡大驚失色，趕緊對著自己的爸爸開口問道。
“這……這是陷阱嗎？”
瓦西裡的心跳得飛快，白匪最近經常設下圈套，引誘那些懷念紅色歲月的人上鉤，然後一網打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