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時的中國，早已建立起根深蒂固的小農經濟體係。
“男耕女織”、“力田為本”不僅是生產模式，更是滲入骨髓的倫理價值和社會穩定的基石。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群身強力壯、不事生產、僅靠他人供養為生的僧人群體。
在主流社會眼中，其形象迅速發生了危險的扭曲。
他們被貼上了“不勞而獲”、“蠹蟲”、“遊食”等充滿貶斥的標簽。
東漢末年批判佛教的言論已露端倪。
及至魏晉南北朝，隨著佛教寺院經濟膨脹，僧尼數量激增。
這種矛盾更是空前激化。
北朝重臣崔浩、寇謙之等激烈抨擊佛教，認為其“虛誕”，“為世費害”。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在發動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滅佛運動（公元444452年）前發布的詔書中，痛斥僧侶“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逃役之流，仆隸之類，避苦就樂……非所以壹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
字裡行間，充滿了對僧人脫離生產、消耗社會財富、影響國家賦稅和徭役的強烈不滿。
北周武帝宇文邕在發動第二次滅佛（公元574年）時，理由同樣直指經濟：“求兵於僧眾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國治不在浮屠”。
托缽行走的身影，在儒家“不耕者不得食”的倫理審視下，竟成了動搖國本的遊影。
佛教麵臨的，是一場關乎存亡續絕的嚴峻危機。
僧人的吃飯問題，這個看似基本卻關乎生存根基的課題，已尖銳地擺在眼前。
若不能適應這片土地的經濟形態與文化心理，佛教這株大樹，恐有被連根拔起之虞。
在那風雨如晦的歲月裡，釋迦法脈，幾度命若懸絲。
在烈焰邊緣飄搖，幾近窒息湮滅於曆史烽煙之下。
生存的危機像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於頭頂——神聖的信仰不能僅存在於雲端，僧侶亦需與大地建立真實而堅韌的聯係。
正是在這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禪宗四祖道信大師（公元580651年）以其非凡的智慧與魄力，為困境中的中國佛教開辟了一條嶄新的生路。
他敏銳地洞察到，要化解佛教的生存危機，必須從根本上改變僧團的經濟基礎。
道信大師做出了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決定：他率領僧眾在蘄州黃梅雙峰山定居下來，開墾荒地，躬耕自食。
這一舉措，絕非僅僅為了解決饑腸轆轆的權宜之計。
道信大師從佛法精義的高度，對勞動進行了革命性的闡釋。
他提出，“作”本身就是“坐”禪最根本的“報障”，更是修行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他將農業勞作與禪修實踐完美地融為一體，創造性地提出了“坐作並重”的理念。
《傳法寶紀》記載其訓導：“努力勤坐，坐為根本。能坐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饑瘡，即閉門坐。”
這看似強調“坐”，實則已將“作”即勞作以換取食物，視為“坐”禪得以持續、得以深入的前提和基礎。
在道信看來，隻有通過踏實的勞動解決了生存之憂，僧人才有可能真正“閉門”安心於禪坐。
道信將汗水浸透的勞作升華為修行本身。
為禪宗找到了深植於華夏農耕文明的堅實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