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錄像，就是戳穿他們謊言最有利的武器。”
李靜的眼睛裡，重新燃起了一絲微弱的光亮：“那……那要是他們拿不出來呢？”
“拿不出來？”張偉笑了，“那就更有意思了。”
“他們要麼說設備壞了，要麼說視頻丟了。你信嗎？”
李靜下意識地搖頭。
“法官也不傻，他也不會信。”
“所以，到了法庭上，你們什麼都不用怕。”
張偉看著李靜，一字一句，清晰地交代。
“當公訴人把那份認罪書作為證據展示出來的時候，法官一定會問你，上麵的簽字和手印是不是你本人的。”
“你要點頭，告訴他，‘是’。”
母女倆都懵了。
張誌遠也懵了。
這是什麼操作？
承認了，不就等於坐實了認罪書的有效性嗎？
張偉沒有理會他們的錯愕，繼續說道：
“然後，你就把那天審訊時，警察對你說過的每一句話，原封不動地，當著所有人的麵，複述一遍。”
“你就告訴法官，你之所以會簽那份東西，就是因為警察告訴你，隻要你簽了，就能救你媽媽。”
“記住，不要添油加醋，不要有任何情緒，就像背書一樣，把他們的話，一字不差地背出來。”
李靜看著他，不由自主地點了點頭。
“剩下的，交給我。”
張偉說完，便站起了身。
“好了，今天的會見就到這裡。你們安心在這裡待著，該吃飯吃飯，該睡覺睡覺。外麵的事情，不用你們操心。”
他衝張誌遠使了個眼色，示意他收拾東西。
會見結束。
在獄警的帶領下，母女二人一步三回頭地被帶離了房間。
直到那扇鐵門在身後關上，李靜還覺得像在做夢。
那個叫張偉的律師，他的話到底是真的，還是隻是在安慰她們？
可他的表情，他的語氣，沒有一絲一毫像是在開玩笑。
尤其是最後那句“剩下的，交給我”，平靜，卻又帶著一種讓人無法抗拒的信服力。
走出看守所，刺眼的陽光讓張誌遠一時有些睜不開眼。
他抱著筆記本電腦，快步跟在張偉身後，他憋了一路，終於忍不住開口了。
“張律，您……您剛才說的是真的嗎？就讓當事人在法庭上那麼說，能行嗎？”
“萬一……萬一法官不信呢？”
張偉停下腳步，轉過身看著他。
“以前，或許不行。”
“但現在……”
“時代變了。”
他沒有再解釋，轉身繼續朝前走去，隻留下一個讓張誌遠百思不得其解的背影。
張誌遠的困惑，張偉一清二楚。
這小子沒錯，他指出的，正是國內刑事辯護中最無奈，也最普遍的困境。
理論上，證據的合法性，需要由提供證據的一方，也就是檢方來證明。
這是寫在《刑事訴訟法》裡的金科玉律。
但在司法實踐中，這條金科玉律卻發生了詭異的“位移”。
現實的法庭上，法官往往會把證明證據“不合法”的責任，變相地推給辯護律師。
你有本事證明警察誘供了，我就采納。
你證明不了？那就對不起，這份認罪書，我隻能認定為有效。
無數律師就倒在了這“最後一公裡”上。他們明知當事人被坑了，卻拿不出鐵證，隻能眼睜睜看著一份被汙染的證據，成為壓垮當事人的最後一根稻草。
張誌遠不知道的是，張偉現在擁有的，正是抹平這“最後一公裡”位移的終極武器。
【絕對公正領域】。
這個被動技能的核心，並非憑空創造證據，而是強製性地，讓法庭的判決，絕對遵從於一個基於現有法律框架所構建的、能夠自圓其說的邏輯閉環。
而張偉要構建的邏輯閉環，簡單到近乎粗暴。
那就是回歸法律本身！
《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應當予以排除。
第五十六條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有權要求公訴人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
公訴方有責任提供完整的、未經剪輯的審訊錄音錄像，以證明其獲取口供的程序合法。
現在，公訴方要麼拿不出錄像，要麼拿出的錄像不完整。無論哪種情況，他們都未能完成法律賦予他們的舉證責任。
因此，基於‘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這份認罪認罰具結書，自始無效，不應作為定案的根據。
這個邏輯，任何一個法學生都懂。
但在以往的實踐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就像一道無形的牆，擋在邏輯和結果之間。
可現在，有了【絕對公正領域】，這道牆，將不複存在！
隻要張偉的邏輯鏈條完美閉合，且完全基於現行法律。
那麼，法官就隻有一個選擇——遵從。
那份在張誌遠看來足以致命的認罪書，在張偉眼中，已經不再是威脅。
如果公訴人真的拿出這份認罪書，那很抱歉了，如果最終判了無罪，那麼參與審訊的警察要倒大黴了！
想到這裡，張偉的腳步都輕快了幾分。
他拉開車門，坐進副駕駛座，看著剛剛追上來的，還在喘氣的張誌遠，發動了汽車。
“走吧。”
“好戲，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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