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端坐禦座之上，語氣平靜卻帶著隱隱怒意地說道：
“朕方才已經講明，此事尚需嚴守秘密。朕此番南行，乃關乎我大明根本，行程既定，不必再議。爾等退下吧。”
他們顯然不會就此罷休。
即便皇帝當廷震怒，今日也勢必要據理力爭，絕不能讓皇帝親赴南方。
“陛下真要不顧祖宗基業，背離萬民百官之勸諫而獨行其是嗎？難道陛下不記得隋煬帝的往事了嗎？”
“陛下真要引發天下怨憤不成？”
若非顧忌朝堂威儀，朱由校幾乎想放聲大笑。
這一套以道德施壓的手段，早已是老生常談。
尤其是在明末，文臣們對此運用得爐火純青。
當年他們攻擊萬曆皇帝也是如此。先把自己裝扮成道德高尚的清流，站在高處肆意指責皇帝，全無君臣之分。
皇帝無論推行何策、施行何事，隻要不合他們心意，必遭群起反對。
從後世的眼光來看，明朝皇帝的權力比起漢唐宋不知集中多少，甚至有人認為這是封建王朝皇權集中的巔峰時期。
但實際上並非如此。這些隻是表麵現象。
明朝皇帝的權力其實受到了極大的製約。
朱元璋確實權傾天下，但他的後代遠遠不及。即便是朱棣，有時也不得不遷就士大夫。
到了朱由校的祖父萬曆皇帝時，文臣在朝廷的勢力已隱隱淩駕於皇權之上。
“黨爭”正是文人勢力迅速擴張的產物。
對於朝政事務，官員向皇帝進言本屬正常，但他們連皇帝的內廷事務也要乾涉，連皇帝的私生活都要議論一番。
此次皇帝決意南下，對這些文臣而言，無異於是要害受脅，自然不能坐視不理，必須全力抗爭。
而第一個站出來指責皇帝的，正是來自南直隸的官員。
他們對皇帝南巡一事最為敏感。
自永樂十八年大明遷都北京後，政治中心與皇權重心也隨之北移。
兩百餘年過去，皇權在江南的影響力逐漸減弱，覆蓋範圍也日益縮小。皇帝不得不采取以官紳製衡豪強的治國策略。
雖然大明實行兩京製度，南京仍設有完整的六部機構，但實際作用微乎其微，不僅無法協助皇權統禦江南，反而成了地方豪強的庇護所。
南京長期遊離於中央權力之外。
自宣宗皇帝至今，這兩百餘年裡，從未有皇帝親臨南方。
久而久之，南方的實際權力逐漸落入本地官紳與豪強手中。
到了朱由校的天啟年間，這些地方勢力已然形成一個獨立的小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