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對王在晉的表現頗為認可。
在曆史上，王在晉便是少有的敢於直言、能辦實事，且具備軍事才能的官員。
“大司馬的建議很好，朕也認為這是目前最為穩妥的策略。不知諸位可有補充，或者不同的看法？”
朱由校任命的五位總理大臣中，除王象乾與王在晉之外，其餘的如程國祥、宋應星，在軍事戰略方麵並不精通。
徐光啟雖略通兵事，但也不算突出。他們也都清楚自己在這方麵的能力不及王在晉。
聽罷王在晉的陳述，幾人並未發現明顯的疏漏或其他不妥之處，紛紛表示讚同。
朱由校隨即命王朝輔草擬詔書，將朝廷的戰略意圖與部署傳達給熊廷弼和袁可立。
儘管袁可立的艦隊尚在籌建之中，但一些常用戰船已經配置完成。
袁可立治下的登萊鎮，如今已有大小戰船兩百餘艘，均為各地精選而來，船堅炮利。水手及戰船上官兵總數超過四千人。
如此規模的海軍隊列，承擔起海上運輸物資與兵員的任務，可謂輕而易舉。
更可以抽調其中半數戰艦駛入鴨綠江，與毛文龍及朝鮮駐軍協同作戰，實施封鎖與隔離。
弓馬為主的建奴，沒有火器裝備，想憑弓箭攻破戰船構成的封鎖線，無異於妄想。
明軍隻需在戰船上架設火炮，對岸上目標實施猛烈轟擊即可。船隻數量本就稀少的建奴，根本沒有能力與明軍在海上正麵對抗。
遼東與登萊兩地相互配合，形成犄角呼應之勢。
無論老奴進攻哪一方，另一方都能迅速出兵策應，從側翼牽製敵軍兵力。
若論分兵多路進攻，朱由校斷定老奴既不會也不敢如此行事。
薩爾滸之戰的勝負，不僅銘刻在大明君臣心中，也被建奴引以為榮。
自那場大勝後，老奴用兵一直集中兵力攻其一點。
或采取圍城打援之策，但仍未脫離“我隻攻一路”的戰術思想。
更何況如今他屢遭挫敗，手下的騎兵已僅剩五四萬人，既不願也不能承受重大損失。
至於林丹汗，目前亦已是強弩之末，難成大事。
一年之內連戰皆敗，損失慘重，他在草原上的威信早已蕩然無存。
除其親領的察哈爾部及少數親信部落外，漠南其餘蒙古部族均已不再聽命於他，甚至公開與其對抗。
這位所謂的蒙古大汗，如今已徒有虛名，毫無號令之力。
脫離他的部族中，有部分已接受朝廷招撫，率眾南遷至長城邊境百餘裡內定居。
為防止其生變，朱由校皆按敖漢部先例一體對待。
首先將其青壯騎兵集中，送往宣府鎮由滿桂統轄，共計一萬三千餘騎。
這種既削弱對方又增強己方的舉措，朱由校樂此不疲，有多少收多少。
因遼東大幅裁軍，軍費負擔並不沉重，總體與此前基本持平。
隨後，又派遣官員與錦衣衛北上，對各部重新登記造冊，統計人口、牛羊、戰馬，並推行教化。
錦衣衛則負責監管武器鎧甲，嚴禁鐵器流入，以防其私下囤積兵器圖謀不軌。
朝廷這一係列措施，令歸附的部落一度人心惶惶。
但正所謂一罰一賞相輔相成，當他們看到明軍押運大批糧食與布匹前來發放時，內心的不安才稍有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