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春後的北京，風裡還帶著寒意，但玉蘭已經冒出了毛茸茸的花苞。陸雲站在老製片廠斑駁的大門前，手裡攥著那把生鏽的鑰匙。這地方他小時候來過——父親帶他來見一個老導演，那時候廠區裡還有機器轟鳴，現在隻剩下一片破敗的寂靜。
“陸總，廠區占地十二畝，三棟攝影棚，兩棟辦公樓，設備都還是九十年代的。”中介搓著手，語氣討好，“但地段好，要是開發房地產...”
“我不做房地產，”陸雲打斷他，“我要把它恢複成製片廠。”
中介愣了愣，乾笑兩聲：“陸總，這年頭誰還拍膠片電影啊？數碼多方便。”
陸雲沒接話，推開吱呀作響的鐵門。院子裡的荒草有半人高，碎石路縫隙裡鑽出倔強的青苔。一號攝影棚的牆上還貼著褪色的電影海報，是父親那代人拍的主旋律電影，演員們的笑容定格在八十年代的陽光裡。
他走進黑暗的攝影棚，灰塵在從破窗漏進來的光柱中飛舞。棚頂的燈架鏽蝕得厲害，角落裡堆著廢棄的軌道車和燈光箱。陸雲蹲下身，撿起一個膠卷盒，上麵手寫著“《北方的河》1985.7.12”。
那是父親參與製作的電影。
手機震動，是徐情發來的消息：“秦朗寄的快遞到了，很大一箱。等你回來看。”
陸雲把膠卷盒塞進口袋，拍了幾張照片發給她：“我們的新家。”
“像鬼屋。”徐情秒回，附了個笑哭的表情。
“收拾收拾就像樣了。”
回程路上，陸雲繞道去學校接安安。幼兒園門口，安安正蹲在花壇邊看螞蟻，旁邊蹲著個小女孩，兩人頭碰頭，嘀嘀咕咕說著什麼。
“爸爸！”安安看見他，眼睛一亮，“這是小禾，她說螞蟻在搬家，要下雨了。”
叫小禾的女孩抬起頭，梳著兩個羊角辮，眼睛很大：“叔叔好。不是要下雨，是它們的窩被小朋友踩壞了，在找新家。”
陸雲心中一動，蹲下身：“你怎麼知道？”
“我看了一下午，”小禾認真地說，“它們排著隊，每一隻都搬著東西，沒有一隻偷懶。”
回家的車上，安安突然問：“爸爸，我們也要搬家嗎？”
“為什麼這麼問？”
“因為媽媽最近總是不開心，”安安小聲說，“昨天晚上，我聽見她哭了。”
陸雲握方向盤的手緊了緊。徐情的診刮術後，身體恢複得不錯，但情緒一直有波動。醫生說這是激素變化和壓力共同作用的結果，需要時間。
到家時，那箱從雲南寄來的快遞已經放在客廳。箱子很大，用黃膠帶封得嚴嚴實實，上麵寫著秦朗潦草的字跡：“給陸雲、徐情。這些影像，或許能解答一些疑問。”
念念和思思圍著箱子轉：“爸，能拆嗎？裡麵是什麼？”
“等媽媽回來一起看。”
徐情到家時天已經黑了。她今天去見了幾個心理醫生和曾經遭受過網絡暴力的青少年，為《愈合》做前期調研。進門時，她臉色疲憊，但看見箱子，眼睛亮了亮。
“秦朗寄的？還挺沉。”
一家人圍坐在客廳地毯上。陸雲用裁紙刀劃開膠帶，掀開箱蓋——裡麵整整齊齊碼著幾十個鐵皮盒，每個盒子上都貼著標簽，標注著日期和地點：大理、沙溪、丙中洛、獨龍江...時間跨度從三年前到最近。
最上麵放著一封信。徐情展開，輕聲念出來：
“陸雲、徐情：見字如麵。在雲南的三年，我走遍了滇西北的村村寨寨，拍攝那些即將消失的手藝、口述曆史和普通人的故事。這些膠片裡，有一樣東西，我猶豫了很久要不要給你們看。最後決定，每個人都有權利知道自己的來處。在標記著‘沙溪，2021年秋’的盒子裡，有一卷關於一個白族老太太的采訪。她叫楊秀蘭，今年八十七歲。看完之後，你們或許會明白，為什麼我會把它寄給你們。祝好。秦朗”
客廳裡很安靜，隻有空調的嗡嗡聲。念念小聲問：“什麼是‘來處’？”
“就是一個人從哪裡來，”陸雲解釋，但心裡隱隱不安，“去拿投影儀。”
在地下室翻出很久沒用的膠片放映機，擦拭灰塵，調試鏡頭。當一束光投在白牆上時，時間仿佛倒流了。
秦朗的影像有種粗糙的詩意。鏡頭在沙溪古道的石板路上搖晃，穿過晨曦中的馬幫客棧，停在一座老宅前。門吱呀打開，一個穿著白族服飾的老太太出現在鏡頭裡。她頭發全白，梳成整齊的發髻，臉上皺紋深如溝壑，但眼睛很亮。
訪談是用當地方言進行的，秦朗配了字幕。老太太說話慢，但條理清晰。
“我這一輩子啊，就守著這個老宅子，”她對著鏡頭笑，缺了兩顆門牙，“年輕時候也想過出去，但走不開。家裡有老人要伺候，後來有孩子要養。”
“您有幾個孩子？”畫外是秦朗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