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擎走在高大的鋼製檔案架之間，手指劃過一排排碼放整齊的書籍封脊，尋找著他需要的特定教材。
他一邊查找一邊因為自己的想法而想笑。
他在想，恐怕古往今來，再沒有第二個人像他這樣，膽大包天到要讓一群明朝天啟年間的人，去學習二十世紀中葉的人民部隊文化課本。
這簡直是跨越了四百年的“文化空投”。
但他偏偏就要做這個人。
他要找的，正是那些五六十年代部隊裡專門為文化程度不高、甚至完全是文盲的戰士們編寫的掃盲教材和初級技術手冊。
他心想，這些教材本身就是經過千錘百煉的成果，目的就是用最通俗易懂的語言、最形象生動的插圖，讓原本大字不識的戰士能在短時間內掌握基礎文化知識和實用技能。
效果是經過實踐檢驗的，“速成”且“實用”。
他就不信，明代這些隻是缺乏學習機會的“文盲”，會比他們的前輩更笨拙。
至於教員的人選，他早就盤算好了。
那十五六個年輕的蒙古姑娘，還有那些半大的小子，他們年紀輕，頭腦靈活，可塑性強，正是學習能力最強的黃金時期。
既然他們暫時無法成為衝鋒陷陣的戰士，那就先培養他們成為傳遞知識的“文化教員”。由
他們來教那些成年士兵，再合適不過。
或許有人會問，大明境內難道沒有落魄的秀才、童生嗎？用重金聘請，總會有人願意來這塞外之地教書吧？
對此，鐘擎隻能報以冷笑。他不是沒考慮過，而是根本不敢用。
在他看來，大明的讀書人，早已被上千年來不斷被曲解、被閹割、被異化，最終與皇權深度捆綁的“儒家思想”毒害得太深了。
這種毒害是係統性的、深入骨髓的：
從漢代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儒家學說就成了證明“君權神授”的工具，核心是構建“三綱五常”的絕對等級秩序。
到了宋明，程朱理學更是將其推向極端，搞出“存天理，滅人欲”那套，把活生生的人變成道德符號。
科舉考試以朱熹注釋為唯一標準，更是將思想徹底僵化。
看看那些貞節牌坊背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殘酷，就知道這種思想對人的摧殘有多深。
這些讀書人寒窗苦讀十幾年甚至幾十年，腦子裡塞滿了這些東西，世界觀早已定型，骨子裡帶著一種“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文人倔強和莫名的道德優越感。
想要改變他們？比移山還難。即便他們錯了，也會引經據典，為自己找出無數條“聖人之道”來辯護，將無恥進行到底。
他們一生最大的理想，無非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終極目標就是升官發財。
在大明，隻有當了官，才有權，有了權，才能撈錢。
這種製度性腐敗，導致“無官不貪”幾乎成了常態。
偶爾出幾個像海瑞、於謙這樣的“清官”，之所以名垂青史，恰恰是因為他們像鶴立雞群一樣稀少。
但海瑞、於謙們就真的完美嗎？鐘擎深表懷疑。
他們何嘗不是被儒家思想毒害的另一種典型？
他們追求“青史留名”，一生如同苦行僧，處處以道德標兵自居。
然而，這種極端的道德潔癖，往往伴隨著不近人情和固執己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