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五月，除了王軒的公司在積極應對。
整個京城也在對抗。
京城像是被一層無形的網罩住了。陽光依舊從天空傾瀉下來，照在灰白的胡同磚牆和柏油馬路上，但空氣裡彌漫著緊張與焦慮的味道。
胡同口的告示牌在風中微微顫動，黑色油墨寫著“外來人員禁止入內”，字跡因反複粘貼而顯得厚重。
守門的大爺姓李，是個六十多歲的老職工，腰間彆著一個小噴壺，裡麵裝著稀釋的84消毒液。
誰要是硬闖，他不敢真攔，但也會抬手“哧啦”一噴，嘴裡嘀咕：“彆亂跑，回家去！”久而久之，鄰裡都稱他是“消毒大爺”。
即便這樣，大家心裡還是發虛。以前最熱鬨的南鑼鼓巷，如今隻剩稀稀落落的腳步聲。餐館的木門緊閉，店主坐在空空的大廳裡翻賬本，算盤撥弄的聲音在空蕩空間裡格外刺耳。
出租車司機戴著厚厚的口罩，把車窗隻搖下一條縫，連乘客要付錢，都得先把紙幣伸過來，他再小心翼翼接過，噴一噴，抖一抖。
公交車依舊運行，可一輛大巴車上往往隻有三五個人。司機戴著手套，眼神透過後視鏡不停地掃乘客，生怕有人咳嗽。座位之間空出好幾排，沒人願意彼此靠近。
空氣悶熱，消毒水的味道壓過了汽油味，甚至讓人覺得比疾風驟雨還要沉重。
夜晚，城裡格外安靜。往常的小賣部還會有人下棋、打牌，如今鐵門早早拉下。巷子裡，隻能聽見紅袖章巡邏隊的腳步聲。
他們手裡舉著手電筒，光柱掃過青磚灰瓦，也照亮門口一張張“每日消毒”的字條。
電視成了許多家庭唯一的“窗口”。新聞不斷播報確診和疑似的數字，京城、粵省，滾動的字幕讓人心頭一緊。南方更凶險，花城醫院人滿為患，白衣天使們穿著厚重的防護服，汗水濕透衣衫。
景光線被點名成“最危險的通道”，誰都怕從那邊帶來不好的消息。新聞結束後，屋裡常常一片沉默，隻剩鐘表“滴答”聲敲打著夜。
但生活並沒有完全停下。
胡同裡有個賣早點的老劉，原本天天擺攤，非典一來，他的攤子不能開。他索性在家裡包饅頭，挨家挨戶敲門：“鄰居們，要不要來點？我送過去。”
大家起初不敢要，他就把饅頭放門口，留張紙條：“不收錢，咱們一個院的，吃口熱的就行。”
幾天後，鄰居們終於願意付錢了，還笑著說：“老劉，你這是良心買賣，活生生把饅頭做成了‘安心饅頭’。”
還有個中學老師張姐，學校停課，她就把電話變成了“熱線”。每天上午九點，她給學生打電話，問功課、聊生活。學生們一開始還嫌麻煩，可慢慢發現張老師不僅是布置作業，更是安慰他們：“彆害怕啊，你們寫的作文我都看了。咱們寫寫日記，把心裡話說出來。”
有個孩子寫道：“雖然我們不能去學校，但老師每天打電話來，我覺得自己不是一個人。”
誌願者們的身影也多了起來。小區門口擺了個桌子，年輕人戴著紅袖章，幫居民測體溫、登記出入。
一個叫小李的大學生，本來春天就該準備畢業論文，卻天天守在門口。他笑著說：“論文可以晚點寫，咱們小區得有人守著。”
偶爾有人埋怨他登記太麻煩，他也不生氣：“您多擔待，咱這是為了大家安全。”漸漸的，埋怨聲少了，反而有人給他送水送飯。
醫院外麵排隊的場景更讓人心酸。戴口罩的人們相隔一米一站，誰都不說話，隻是默默等待。有人咳嗽一聲，立刻有好幾道目光投過去，那人慌忙低下頭。
但在恐懼之外，也有溫情。一個小夥子看到老太太走不動，主動把自己排的號讓出來：“大娘，您先去。”老太太不停說：“謝謝你啊，孩子。”
電台主持人則成了“夜裡的朋友”。每天深夜，總有一個女聲在電台裡溫柔地說：“各位聽眾，不要害怕，黎明總會到來。讓我們為前線的醫護人員鼓掌，他們是最可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