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冬日陽光透過窗欞，在實驗室的水泥地上投下斑駁的光影。林聞溪站在無線電前，手中捏著剛剛譯出的電文，指節因用力而發白。房間裡鴉雀無聲，所有人都屏息等待著國際社會的回應。
已經第七天了。
七天前，他們冒著極大風險，通過多個秘密渠道，將日軍生物戰的確鑿證據發送給了盟國政府、國際組織和主流媒體。證據包括實驗室照片、實驗記錄、受害者證詞，甚至還有生物製劑的樣本數據。每一個細節都經過嚴格驗證，確鑿無疑。
然而，回應他們的，隻有震耳欲聾的沉默。
“還是沒有任何正式回應嗎？”顧靜昭輕聲問道，聲音在寂靜的實驗室裡顯得格外清晰。
林聞溪搖了搖頭，將電文放在桌上：“隻有一些無關緊要的確認收訖通知。美國政府說‘正在研究’，英國政府表示‘高度關注’，蘇聯方麵說‘需要進一步驗證’...”
“他們在拖延！”伊萬諾夫憤然拍桌，“證據如此確鑿，還有什麼可驗證的？這明明就是政治考量！”
更令人心寒的是國際媒體的態度。除了少數幾家進步刊物外，主流媒體要麼輕描淡寫地報道，要麼將消息埋在不起眼的版麵，甚至有些直接質疑證據的真實性。
《紐約時報》的一篇評論尤為刺眼：“在缺乏獨立驗證的情況下，對日軍的生物戰指控應持謹慎態度。戰爭時期常有各方散布不實信息...”
“謹慎態度？”小張氣得聲音發顫，“我們冒死取得的證據，他們就這樣輕描淡寫？”
傅連暲從外麵匆匆進來，麵色凝重：“收到外交渠道的非正式消息，盟國高層認為現在揭露此事會‘影響戰局’，可能等到戰後再說。”
“等到戰後？”林聞溪難以置信，“這意味著還會有多少無辜百姓受害？他們明明可以立即製止這種罪行！”
現實很快給了他們更沉重的打擊。一周後，一個原本答應前來進行獨立驗證的國際醫學代表團突然取消行程，理由含糊其辭。
緊接著，一些國際援助機構的藥品和設備供應開始出現“意外”延誤和短缺。最明顯的是，幾家國際藥廠突然提高了關鍵藥材的價格，漲幅高達數倍。
“這是有組織的壓製，”林聞溪分析著這些“巧合”，“有人在暗中阻撓我們。”
壓力不僅來自國際，內部也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變化。某些原本支持他們工作的部門開始態度曖昧，經費審批變得異常緩慢，甚至有些合作單位找借口暫停了合作項目。
“聽說重慶方麵給了壓力，”傅連暲私下告訴林聞溪，“某些高層人士與國際藥廠關係密切，不希望這件事繼續發酵。”
最令人憤慨的是，日軍顯然利用了這段沉默期，加緊了生物武器的實戰應用。前線傳來的消息顯示，新的疫情爆發點正在增加，症狀與實驗室發現的製劑高度吻合。
“他們知道國際社會不會立即反應，所以更加肆無忌憚！”顧靜昭看著最新的疫情報告，眼淚在眼眶中打轉。
團隊的情緒陷入了低穀。多年來冒著生命危險取得的成果，換來的卻是冷漠和沉默。一些年輕隊員開始懷疑自己的付出是否值得。
“我們犧牲了那麼多同誌，”一個年輕研究員哽咽著說，“老王、小陳、老李...他們的死難道就換來這樣的結果？”
就在這最低落的時刻，轉機意外地出現了。
那是一個雪夜，一位不速之客敲響了研究所的門。來人是一位美國記者，名叫埃德加·斯諾，正是多年前訪問過延安的那位。
“林博士，我很抱歉，”斯諾脫下沾雪的大衣，麵色凝重，“國際社會對你們的發現反應令人失望。但我相信真理終將大白於天下。”
他帶來了一些內部消息：之所以國際社會保持沉默，是因為某些盟國官員與日本軍方有秘密往來，甚至某些西方藥廠正在與日軍合作開發生物製劑！
“這是一張巨大的利益網，”斯諾說，“你們觸碰了太多人的奶酪。”
更令人震驚的是，斯諾透露，某些盟國實際上已經掌握了日本生物戰的證據，但出於政治考量選擇保密，甚至以此作為戰後談判的籌碼。
“他們不在乎中國人民的死活，隻關心自己的政治利益！”斯諾憤慨地說。
這個消息讓團隊既憤怒又無力。他們麵對的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罪行，而是一個龐大的國際利益網絡。
“但我們不能放棄，”林聞溪在團隊會議上堅定地說，“即使國際社會沉默，我們也要繼續發聲。為了那些已經犧牲的人，為了那些正在受害的人。”
他們決定改變策略：繞過政府和主流媒體，直接向國際科學界和民眾呼籲。
首先，他們將證據材料簡化成多種語言的小冊子，通過各種渠道向世界各地散發。內容聚焦於科學事實和人道災難，避免政治化表述。
其次，他們聯係那些有良知的國際科學家，邀請他們進行獨立驗證。多位知名科學家響應呼籲，開始關注這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