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元年九月的汴京，金風送爽，本應是一年中最宜人的時節。
然而，一股詭異的暗流，卻隨著秋風吹遍了京城的茶坊酒肆、勾欄瓦舍，甚至悄然浸潤著一些士大夫的私邸。
市井間開始流傳一些有鼻子有眼的說法，其核心直指深居禁中的年輕官家趙頊：
“聽說了嗎？官家前些日子下的《罪己詔》，說是德行有虧，才引來了河北的大災！可這反省才幾天呐？
西北綏州那邊，種將軍修城修得熱火朝天，錢糧像流水似的花出去，這哪是休養生息，分明是要跟西夏再開戰端啊！”
“就是！西夏人這次來，聽說姿態放得低，是想用什麼東西換回綏州，息事寧人。可咱們官家倒好，硬是咬著不放！這不是窮兵黷武是什麼？”
“唉，河北的百姓還沒從地裡刨出食來，屍骨未寒呐！官家不想著怎麼好好賑濟撫恤，卻把力氣都用在邊關上招惹是非。
這……這怕是上天降下的警示還不夠，官家還沒真正醒悟啊！”
這些流言，如同毒蔓，巧妙地纏繞著兩個看似矛盾的事實：
皇帝剛剛下詔罪己承認“德不修”，另一邊卻在邊境“大動乾戈”。它們將天災與人事強行勾連，將趙頊塑造成一個“不恤民困、好大喜功、違背天意”的昏聵形象。
其惡毒之處在於，它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利用並扭曲了真實發生的事件，極具蠱惑性。
很快，這些市井謗言，經過某些有心人的潤色和引申，開始出現在一些文人的筆端和清議之中。
而此刻，在汴京一座清雅的宅院內，司馬光正與幾位誌同道合的友人品茗清談。
話題自然而然地轉到了時局。一位門生憂心忡忡地說：
“先生，近日市井多有無稽之談，誹謗聖上。然……綏州之事，學生亦有所惑。
陛下既已下詔罪己，正應收斂鋒芒，固本培元，修德以俟天時。如今在邊境興築大城，耗費巨萬，確易授人以柄，引人非議啊。
若因此再啟邊釁，豈非辜負了上天示警之意？”
另一位老成的官員接口道：“君實兄司馬光字），我亦聞西夏此番頗有‘誠意’，似有罷兵休戰之意。
若我朝能順勢而下，暫緩綏州工役，換取邊境數年安寧，使河北得以喘息，國庫得以紓困，未嘗不是一時權宜之策。
陛下年輕氣盛，銳意進取固然可嘉，然‘國雖大，好戰必亡’，古有明訓啊。”
司馬光靜靜地聽著，手中撚動著佛珠，麵色沉靜如水。
他並未附和那些市井流言，但友人與門生的憂慮，卻深深觸動了他內心一貫堅持的理念。
良久，他緩緩開口，聲音平和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力量：
“市井之言，雖多荒誕，不足為信。然其言亦非全無因由。”
他頓了頓，繼續道：
“《春秋》之大義，在於責君。陛下罪己，乃是人君遇災知懼之正道，天下臣民皆應感佩。
然，罪己之後，更當修德踐行，以實應天。如今河北瘡痍未複，生民困苦，正該是輕徭薄賦、偃武修文之時。
若此時仍執著於邊功，傾天下之財以築一城，雖曰自衛，其舉動之巨，難免引人側目，恐非所以答天戒、安民心也。”
他並沒有直接指責皇帝，而是從更高的“天道”和“治國之道”的層麵進行闡述：
“為國者，當以仁信為本。西夏若果有和意，我朝亦當示以誠信，探其虛實，豈可一味恃強，徒然消耗國力，令內外之人心疑懼？
老夫非謂綏州當棄，然事有輕重緩急。當前之急，莫過於內修政事，撫恤災瘵。邊備固不可弛，然亦當量力而行，不可過度，以致本末倒置。”
司馬光的這番話，很快就在其交友的圈子和仰慕他的太學生中流傳開來。
他雖未明言支持流言，但其論述的核心——“罪己之後更應修德息兵”、“當前應以內政為先，邊事需量力”——卻在客觀上為那些質疑趙頊邊境政策的輿論提供了理論依據和“理性”的外衣。
這使得原本可能被視為“誹謗”的市井之言，竟也帶上了幾分“忠言逆耳”的色彩。
福寧殿內，趙頊通過皇城司的密報，清晰地掌握著這一切。他看著李憲呈上的、記錄著市井流言和司馬光等人清談內容的紙條，臉色陰沉得可怕。
他用力將紙條揉成一團，緊緊攥在掌心，指節發白。
“好一個‘修德踐行’！好一個‘量力而行’！”他幾乎是咬著牙低聲說道，“西夏、大遼，其心可誅！還有朝中這些……”
他深吸一口氣，強迫自己冷靜下來。他明白，這不僅僅是簡單的謠言，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輿論戰和心理戰。
敵人不僅在邊境上虎視眈眈，更在試圖從內部瓦解他的意誌，離間他與臣民的關係，束縛住他試圖變革和自強的手腳。
“想用流言和‘大義’來逼朕退縮？休想！”趙頊眼中閃過一絲狠厲與決絕，“綏州城，朕一定要築成！想要戰爭的不是朕，而是那些始終亡我之心不死的豺狼！”
然而，他也深知，麵對這無形的刀劍，單純的憤怒和強硬並無太大用處。他需要更巧妙的手段來應對，既要穩住朝局民心，又不能墜入敵人設下的輿論陷阱。
秋意漸深，汴京的夜空繁星點點。但在這靜謐之下，一場圍繞帝國未來方向的、沒有硝煙的戰爭，已經悄然打響。
趙頊知道，他麵臨的挑戰，遠比他想象的更為複雜和凶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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