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來，漢軍不費一兵一卒，便可令敵國自亂陣腳，陷入癱瘓。
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莫過於此！
然而，要實現這一構想實屬不易。
北非氣候乾旱酷烈，若無穩定水源供給，開墾農田幾乎寸步難行。
為此，張之洞計劃在尼羅河沿線增建水壩與水庫，並鋪設縱橫溝渠，將河水引向新開辟的耕地，讓那些荒蕪乾涸的沙地逐漸化作沃野良田。
但這些水利工程耗資巨大，而近年來北非殖民地的財政收入早已傾注於蘇伊士運河的建設之中，不僅積累有限，還背負了不少外債。
短期內再籌巨款推進水利，顯然力有未逮。
更關鍵的是，作為殖民地，若頻繁向天朝本土伸手要錢，便違背了“殖民反哺宗邦”的初衷，反倒成了宗邦源源不斷地輸血邊陲，本末倒置。
畢竟設立殖民地的意義在於為本土創造利益，倘若反過來還要靠本土供養，那留著它又有何用？
正當他躊躇之際，目光落在眼前這條已初具規模的蘇伊士運河上，心頭忽然靈光一閃——
“能否靠收過路費來籌錢？”
此時，在天朝首都長安的皇宮之中，皇帝林文收到了來自北非總督張之洞的電報，讀罷內容，不禁微微動容。
電文中，張之洞提議不再將蘇伊士運河僅僅視作漢軍專用的戰略通道，而是應向天下各國開放通行，允許商旅船隻自由往來。
當然，通行並非免費——凡經此道者，皆須繳納一定數額的通行費用。
憑借其扼守歐亞航路咽喉的獨特位置，以及相較繞行非洲南端好望角而言大幅縮短的航程，這條運河一旦全麵啟用，勢必成為全球最繁忙的黃金水道之一。
往來於東西之間的貨船、商舶乃至客輪，出於效率與安全考慮，自然會優先選擇此線。
相比風浪險惡、事故頻發的好望角航線，地中海水域平穩得多，航行風險大減。
可以預見，即便每艘船收取的費用不高，積少成多之下，年年累積也將是一筆驚人收入。
據張之洞估算，初期每年經行船隻可達三千艘以上，且隨著歐亞之間商貿日益頻繁，數量還將持續攀升，未來極有可能突破萬艘大關。
對此數字，林文並不覺得離譜。
他深知後世蘇伊士運河年通航量曾逾五萬艘，單是過路費就可帶來數十億美元收益。
此外，因其地位特殊，常年吸引世界各地遊客前來觀覽，旅遊相關收入亦高達百億美元級彆，兩項相加，年入數百億絕非虛言。
這筆財富著實可觀。
“收過路費本身並無不可，”洪仁玕在朝議中表態，“但若真要施行，就必須同步強化北非駐軍力量。
否則，列強覬覦其利，恐會悍然發動攻擊，搶奪控製權。”
他對張之洞的建議持支持態度。
正如張之所言，帝國難以長期為遙遠的北非投入巨額資金，但該地的戰略價值卻與日俱增——無論是經濟潛力、軍事樞紐地位，還是對全球貿易的影響力，都已不容忽視。
倘若殖民地能自行開辟財源，填補財政缺口，既減輕本土負擔，又增強自身實力，豈非一舉兩得？
更何況，掌控這條命脈航道，不僅能帶來滾滾財源，更能使天朝在全球海運格局中掌握主動，左右貿易流向，影響列國興衰。
這才是真正的長遠之策。
蘇伊士運河本是人工開鑿的水道，卻是北非乃至天朝掌控的關鍵戰略要地。
誰可以通行，誰被拒之門外，主動權全在天朝手中。
這條航道極大縮短了歐亞之間的航程，若將來某國與天朝交惡，隻需一道禁令，便可切斷其船隻通過運河的路徑。
屆時，那些商船隻能繞行遙遠的好望角，航程多出數千裡，耗時至少增加六七十日，運輸成本也得翻上半倍不止。
如此沉重的代價，必然導致該國貨物價格飆升，市場優勢蕩然無存，商業體係將遭受沉重打擊。
為了避免陷入這般困境，各國唯有兩條出路：一是謹慎維係與天朝的關係，絕不敢輕易挑釁。
二是動用武力，遠征北非，擊潰駐守當地的漢軍，奪取這片土地。
顯而易見，天朝絕不容許北非出現動蕩。
因此，從現在起就必須預判這種危機的可能性，持續增強當地駐軍實力，確保殖民地固若金湯，不致淪為列強覬覦的目標。
聽完洪仁玕的建言，林文略作沉吟，隨即點頭應道：
“你說得不錯，劉永福部調離後，北非防務確實顯得單薄。”
回看過往，日不落與高盧曾聯手進犯唉及，圖謀控製運河，這一先例說明威脅並非空穴來風。
雖然蘇伊士對天朝而言，並非最核心的戰略命脈，但對日不落帝國卻意義非凡——一旦他們奪下此地，本土通往天竺殖民地的航線將大大壓縮。
這意味著他們能更快、更多地調動兵力與物資進入天竺，使得那片土地更難撼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