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劉備在沔陽登壇祭天，昭告天下，進位漢中王的消息，如同插上了翅膀，迅速傳遍九州四海時，其所引發的震蕩，遠不止於許都魏宮的震怒與建業吳侯府的密謀。在這片飽經戰火摧殘的古老土地上，這則消息如同一塊投入平靜湖麵的巨石，激起了層層疊疊、方向各異的漣漪，深刻地影響著每一個階層，每一個角落。
成都，這座被譽為“天府之國”的心臟，此刻已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歡騰。從戒備森嚴的王宮到熙熙攘攘的市井，從肅穆的官署到尋常的裡巷，到處都洋溢著自豪與喜悅的氣氛。
街頭巷尾，酒肆茶樓，人們興奮地議論著。
“聽說了嗎？大王在沔陽祭天，進位漢中王了！”
“早就知道了！這才是真正的漢室正統！那曹操算個什麼東西，也敢稱王？”
“可不是嘛！大王仁德，取了益州，咱們的日子可比劉璋那時候安穩多了。如今稱王，正是天命所歸！”
“聽說在漢中，把曹操的十幾萬大軍殺得丟盔棄甲，連曹操本人都差點被黃老將軍射殺呢！”各種帶著誇張色彩的勝利消息在民間飛速流傳，進一步神化了劉備的武功。
這種歡騰，不僅僅是因為一場大勝或君主的晉升，更是源於一種深層次的歸屬感與認同感。對於益州本土的百姓和士人而言，劉備集團的入主，雖然初期經曆過波折，但相較於劉璋時期的暗弱和內部傾軋，劉封、諸葛亮等人推行的法治與德政，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秩序與希望。劉備的“漢室宗親”身份，在此刻發揮了巨大的凝聚力，使得“興複漢室”不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而是一個正在穩步推進、觸手可及的現實。對於跟隨劉備一路顛沛流離的荊州舊部而言，這更是苦儘甘來的證明，是他們信念的最終兌現。
在漢中王府內，雖然慶典的餘韻猶在，但核心層已然投入緊張的工作。劉備與劉封、諸葛亮、法正等人，正在商議如何利用這股高昂的士氣，以及如何應對來自曹操的政治反擊和孫權那意味深長的沉默。
“主公，”諸葛亮羽扇輕搖，目光清澈而睿智，“如今我軍士氣可用，民心歸附，然曹操必不甘心，定會挾天子以令諸侯，汙我之名。我方當廣發文告，細數曹操罪狀，闡明我王業之正義，令天下士人知所趨向。”
法正補充道：“孝直以為，除輿論之外，當務之急乃是穩固新得之漢中，安撫百姓，屯田積穀，同時加強與西涼諸羌的聯係。曹操新敗，關中震動，主公稱王，此乃天賜良機，若能西和諸戎，北撫關中，則日後兵出秦川，可事半功倍。”
劉備看著麾下這群文武鼎盛的班底，聽著他們條理清晰的分析與規劃，心中充滿了感慨與豪情。從新野潰敗，到赤壁轉機，再到如今跨有荊益，稱王漢中，這一步，他走得艱難，卻也走得堅實。他知道，自己不再是那個需要四處依附的流浪軍閥，而是一個真正擁有與曹操、孫權爭奪天下資格的王者。
劉備稱王的消息，在天下的士人階層中，引發了更為複雜和分裂的反響。
在荊、益、交三州，以及中原、河北那些心向漢室或對曹操統治不滿的士人中間，劉備的稱王，如同一道劃破漫漫長夜的光芒。許多原本持觀望態度的名士、儒生，開始將劉備視為漢室延續的唯一希望，紛紛收拾行裝，冒著風險，千裡迢迢前往成都投奔。他們帶來的不僅是聲望，更是寶貴的人才資源。成都的學宮、府衙之中，日漸充盈著來自四方的新麵孔，他們懷著“匡扶漢室”的理想，投入到諸葛亮所構建的行政體係之中，使得這個新生的王國充滿了活力。
然而，在曹操實際控製的北方廣大區域，情況則截然不同。許昌、鄴城等地的官方輿論，在曹操的強大機器運作下，早已將劉備定性為“僭逆”、“國賊”、“分裂國家的亂臣”。許多依附於曹氏政權，或認為隻有曹操才能結束亂世、恢複秩序的士人如北方大族代表），則對劉備的稱王嗤之以鼻。他們或在公開場合抨擊劉備的“虛偽”與“不臣”，或在私下議論，認為劉備不過是在偏安一隅，終究難與擁有中原腹地的曹操相抗衡。
但無論如何，劉備那“帝室之胄”的身份，在此刻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即便是在北方，也有不少士人在內心暗自衡量：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其權力來源於脅迫；而劉備以宗親身份，於漢室傾頹之際挺身而出，其稱王的“合法性”與道義高度，在傳統士人心中，天然地超過了“閹宦之後”且行為近乎篡逆的曹操，更非割據地方的孫權所能比擬。這種觀念上的優勢，雖無聲，卻深遠，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天下的人心向背。
劉備稱王與曹操漢中慘敗的消息，如同兩道驚雷，接連劈在了廣袤而動蕩的涼州與飽經蹂躪的關中大地之上。
對於盤踞在涼州的諸羌胡部落以及馬超、張橫、粱興等軍閥的殘部舊將而言，這無疑是一個強烈的信號。馬超雖已投靠劉備，但其在羌人中的餘威尚存。曹操的失敗，讓他們看到了複仇和擺脫控製的希望。張橫、粱興等勢力開始活躍起來，秘密派遣使者，繞過曹操的封鎖線，試圖與成都的漢中王取得聯係。廣袤的河西走廊與隴山左右，暗流湧動，一股反抗曹操、傾向劉備的潛流正在形成。這些彪悍的西涼鐵騎，若能為我所用，將成為日後北伐時，從側翼牽製曹軍的一支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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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關中地區，情況則更為複雜微妙。自董卓之亂以來，關中百姓飽受戰亂、饑荒與遷徙之苦。曹操在與馬超、韓遂大戰後，為充實河北，曾強行遷徙大量關中民眾，使得這片曾經富庶的土地變得凋敝，民心惶惶，對曹魏政權充滿了怨恨與恐懼。
“聽說那劉皇叔，在益州和荊州都施行仁政，輕徭薄賦，是個愛民如子的好主子。”
“曹操把咱們的糧食都搜刮去打仗了，兒子、丈夫都被拉去當兵，死在漢中不知有多少……”
“要是劉皇叔能打過來就好了，這日子，總算有個盼頭。”
類似的議論，在渭水兩岸的村落與城鎮中悄悄流傳。儘管曹操派遣重將鎮守長安，嚴控輿論，但那種源自生存本能的對“仁德”之君的期待，是無法完全禁錮的。關中的人心，已然浮動，就像一堆乾燥的柴薪，隻待一點火星，便可燃起燎原之勢。這為劉備集團日後實施“跨有荊益”之後的“還定三秦”戰略，提供了潛在的、寶貴的民心基礎。
對於天下絕大多數普通百姓而言，他們或許不懂高深的政治權謀，也無法完全理解“漢中王”與“魏王”在法理上的細微差彆。但他們從最樸素的生存直覺出發，看到了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一個足以與北方曹操、東方孫權鼎足而立的新的權力中心，已經在西蜀之地正式確立。
天下“三足鼎立”的格局，以一種比真實曆史更早、更清晰、也更有利於劉備的方式，呈現在了所有旁觀者的眼前。過去，雖然赤壁之戰奠定了三分的基礎，但劉備一方始終給人以相對弱小的印象。而如今，漢中大捷與稱王建製，無疑向天下宣告——劉備集團，已然擁有了問鼎天下的雄厚實力與政治資本。
在河北的田野，中原的集市，江南的水鄉，人們勞作之餘，開始更多地談論起“西邊那位漢中王”。他們或許不關心誰最終能統一天下，但他們本能地意識到，權力的多元化，意味著壓迫者或許會有所顧忌，意味著他們在這亂世中，多了一個或許可以喘息、可以選擇的餘地。這種認知本身，就是對舊有秩序的一種無形衝擊。
曆史的車輪，因劉備這關鍵性的稱王一步，而加速轉動。天下的棋局上，一顆沉重而有力的新棋子已然落下，它與北方的“魏”、東方的“吳”相互製約，彼此牽動，共同指向一個依舊未知，卻注定更加波瀾壯闊的未來。所有人的命運，都將在這種新的平衡與不平衡中，重新尋找自己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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