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長庚看著手裡的紙條，又想到兒子在綁匪手裡，心裡像被揪成了一團。
他深吸一口氣，強迫自己冷靜下來，對著周圍的人說：“大家先彆聲張，也彆報警，我先去扒雞麵館看看情況。要是綁匪發現我們報警，或者告訴了彆人，磊磊就危險了。”
說完，他緊緊攥著那張紙條和兒子的旅遊鞋，朝著扒雞麵館的方向跑去。
。。。。。。
張長庚攥著那張寫有“扒雞麵館門前樹下找紙條”的字條，腳步踉蹌地往麵館趕。
在那棵樹下，他果然又找到一張紙條：“你兒平安，需帶6500元，用紙包好，31號上午10點送到祁安路的七路車車牌下。”
“6500元……”張長庚倒吸一口涼氣，眉頭緊緊皺了起來。
1989年的6500元，對普通家庭來說可不是小數目，就算他是金海礦機研究所的副所長，平日裡工資不算低，要一下子拿出這麼多錢，也得好好湊一湊。
可一想到兒子還在綁匪手裡，他咬了咬牙，心裡隻有一個念頭：錢可以再賺，兒子不能有事！
他揣好紙條，快步往家趕。路上，他腦子裡反複琢磨著綁匪的要求，越想越覺得不對勁。
綁匪隻說讓送錢，卻沒提後續怎麼放孩子，也沒說如果沒按時送到會有什麼後果，這種模糊的指令讓他心裡發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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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國企的領導，平日裡接觸過不少公安係統的人，深知警察的能力。
可綁匪的警告就像一塊石頭壓在他心上，他既怕報警害了兒子，又怕不報警讓綁匪得寸進尺。
糾結了半天，他深吸一口氣，還是決定報警，他對妻子說：“報警！我相信警察能幫我們救回磊磊。
而且我是國家乾部，遇到這種事，更應該相信組織，相信法律。”
於是張長庚立刻拿起家裡的固定電話，撥通了金海市公安局的報警電話。
電話接通後，他聲音顫抖地把事情的經過說了一遍，包括張磊失蹤的時間、地點，以及綁匪留下的兩張紙條。
沒過多久，幾名民警就趕到了張長庚家,，其中就有當時還年輕的吳玉良。
帶頭的隊長叫趙勇，五十多歲，臉上帶著幾分沉穩，他仔細查看了綁匪留下的紙條，又向張長庚詢問了詳細情況，包括張磊平時的作息、人際關係，以及張長庚在工作中有沒有得罪過什麼人。
“趙警官，求求你們，一定要救救我的兒子！”張磊的母親李梅拉著趙勇的手，哭得泣不成聲。
趙勇拍了拍李梅的肩膀，語氣堅定：“大姐，你放心，我們一定會儘力。現在最重要的是，咱們得按照綁匪的要求，先把錢準備好，然後在祁安路的七路車車牌附近布控，爭取一舉抓獲綁匪，救回孩子。”
接下來的時間，張長庚四處奔波，向親戚朋友借錢，終於在31號早上10點前湊齊了6500元。
他按照綁匪的要求，用一張舊報紙把錢仔細包好，揣在懷裡，來到了七路車公交站。
而更早的時候，趙勇帶著十多名民警已經提前趕到了那裡進行布控。
祁安路是條老街道，兩邊都是低矮的平房，七路車公交站的站牌是一塊鐵皮牌子，立在路邊的電線杆上。
民警們有的扮成路人在站牌附近閒逛，有的躲在不遠處的商店裡，還有的埋伏在路邊的巷子裡，形成了一個嚴密的包圍圈，隻等綁匪出現。
9點50分，張長庚按照約定，來到了七路車公交站。他站在站牌下，雙手緊緊攥著懷裡的錢，眼睛不停地掃視著周圍，心裡既緊張又期待。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很快就到了10點，可綁匪卻遲遲沒有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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