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朱傳傑還在關外哈爾濱的山坡上，用嘶啞的垛子謠送彆他的乾爹，沉浸在小人物的悲歡與歸宿中時，千裡之外的上海，另一場關乎千千萬萬普通人命運的風暴，正在帝國主義的壓榨與民族的憤怒中悄然醞釀。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更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縮影。黃浦江畔，高樓與棚戶並存，霓虹與饑饉交織。依據一係列不平等條約，帝國主義列強不僅控製著中國的海關、金融、航運，更在中國土地上，特彆是上海這樣的通商巨埠，開設了大量工廠。
這些外資工廠，如同附著在古老肌體上的凶狠水蛭。日本的內外棉、英國的怡和紗廠、美國的慎昌洋行……煙囪日夜不息，吐出的黑煙籠罩著低矮的工房。
車間裡，機器轟鳴震耳欲聾，空氣悶熱汙濁，飄滿棉絮和塵埃。工人們——其中很多是來自因戰爭破產農村的婦女和童工——她們每天在這裡工作十二小時以上，甚至更長，換取微薄得難以糊口的工資。
每天都有監工手持皮鞭或棍棒，來回巡視，稍有懈怠便是叱罵甚至毆打。工傷事故頻發，染上職業病，如紡織工人的“棉塵肺”，此類者甚眾，一旦勞工失去勞動能力，便會被毫不留情地掃地出門，境遇淒慘，如果敢鬨事，那就往往會被當場打死！
壓迫愈深，反抗愈烈。在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工會組織下，上海底層工人的覺悟逐漸提高，罷工鬥爭此起彼伏。他們要求增加工資、縮短工時、改善待遇、承認工會權利。每一次罷工，都是與資本家的一次艱難的較量，都伴隨著流血和犧牲，但也一次次擦亮著工人們的眼睛，凝聚著他們的力量，也在醞釀著更大衝突的爆發。
而最終成為五卅運動導火索的，便是顧正紅之死！
1925年5月15日，一個看似尋常的日子。上海日商內外棉七廠的工人，為抗議廠方無故開除工人、撕毀協議，再度舉行罷工。下午，工人代表、年輕的共產黨員顧正紅，帶領工人群眾前往廠區與資本家交涉，要求恢複上班。廠門緊閉，日本大班元木、川村等人，竟悍然命令廠內日籍職員向手無寸鐵的工人代表們開槍！
槍聲響起，顧正紅身中四彈，倒在了血泊之中，年僅二十歲。另有十餘名工人受傷。顧正紅的犧牲，像一顆火種，瞬間點燃了積鬱已久的怒火。不僅紗廠工人義憤填膺，上海各大學校的學生們也聞訊震怒，他們長期感受到國家的屈辱和社會的黑暗，對帝國主義暴行早已忍無可忍。
由此引發的風暴驟然降臨！
悲憤的情緒在迅速蔓延、發酵。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組織下，一場更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在醞釀。
5月30日，上海學生、工人兩千多人，分組在公共租界各主要街道進行演講、散發傳單，揭露日商槍殺顧正紅的真相，進行反帝愛國宣傳，呼籲收回租界。學生們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收回外國租界！”“為顧正紅烈士報仇！”等口號，群情激昂。
下午，遊行隊伍在南京路當時公共租界最繁華的街道）附近聚集，人數越來越多。英國租界當局如臨大敵，調動大批巡捕進行阻攔、驅散。雙方發生對峙和衝突。
約下午3時37分，在南京路老閘捕房門前，英國捕頭愛伏生everson）竟悍然下令開槍！手持步槍的英國巡捕、萬國商團租界武裝）向密集的遊行群眾瘋狂射擊。子彈呼嘯，血肉橫飛。
刹那間，南京路成了屠場。同濟大學學生、共青團員尹景伊，上海大學學生、共青團員何秉彝等13人當場中彈身亡，傷者數十人，南京路上血跡斑斑。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怒潮席卷！全國響應！
慘案的發生，不僅未能嚇倒中國人民，反而如同在沸騰的油鍋裡潑進了冷水，激起了衝天怒焰。
在中國共產黨和上海總工會的號召下，6月1日，上海開始了聲勢浩大的“三罷”鬥爭：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二十餘萬工人走出工廠，五萬多學生離開課堂，絕大部分華商關閉了店鋪。
外國租界頓時陷入癱瘓，電車停駛，電燈失明，工廠寂然，繁華的南京路一片蕭條。上海，這座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大本營，變成了反抗帝國主義的前沿陣地。
“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的狂飆迅速衝出了上海，席卷全國。北京、廣州、武漢、天津、南京、長沙、九江、濟南、鄭州……幾乎所有大城市和眾多城鎮，都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罷工、罷課、罷市。
各地紛紛成立“五卅慘案後援會”、“雪恥會”，募捐支援上海罷工工人，抵製英貨、日貨。群眾集會、遊行示威、宣傳演講遍及城鄉，“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為死難同胞報仇！”的口號響徹雲霄。形成了一次全國規模的、空前浩大的反帝愛國運動高潮。
這場風暴，不僅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極大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也標誌著中國各革命階級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開始了某種程度的聯合鬥爭。風起於青萍之末，浪成於微瀾之間。
上海南京路的槍聲，鳴響了一個古老民族在苦難與掙紮中，尋求獨立、尊嚴與解放的深沉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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